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不仅有其深刻的现代内涵，也有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支持。我国古代不仅有对和谐社会追求的伟大理想，也有其相应的政策表达和制度建构。这一丰富的传统资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值得重新审视。

社会和谐，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不过，在不同的生产力与物质水平条件下，和谐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内涵具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和谐社会的追求是历史的、动态的，试图找到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和谐问题的静态和谐社会模式是不现实的。文化轴心时代形成的经典和谐社会思想，对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资源。

中国传统的经典和谐社会理想在《礼记》“礼运”篇中得到充分而完整的反映。《礼记》“礼运”篇设计了两种不同的和谐社会。一种是具有最高理想色彩、“大道”得到推行但暂时无法期及的“大同之世”，另一种是具有现实可能性，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理想社会——“小康之世”。“大同之世”是在人类物质财富充盈、道德十分完美、精神境界无比高尚的条件下的一种和谐社会。其社会形式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小康之世”则是在全社会物质未充盈，道德不理想、精神境界较低的情况下的一种和谐社会追求。具体形式为：“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小康之世”符合儒家“道不远人”之意。

孔子主张“协和人我”，向往“君子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君子社会。孟子希望建设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必使老百姓有自己的财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具体方案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豕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毋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荀子主张满足人生正当的物质欲望，但要以礼节制非正当的欲望，“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而“礼”则能“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人与人“和”，“和则一，一则多力”。

《中庸》对实现“天下国家大顺”进行了充分的探讨。提出“致中和”以达“万物大顺”、“天下大顺”的思想。《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把“天下国家大顺”的具体景象描述为：“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中庸》进一步提出统治者实现“天下国家大顺”的九种办法：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九种办法的具体实施细则为：“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坚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并预期其效果：“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天下国家大顺”对统治者的要求是：“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奇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尚书》也构建了一个个人、九族、百姓、万邦和谐发展的理想社会：“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墨子反对“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热情地期待“诸侯相爱”、“家主相爱”、“人与人相爱”，认为这样一来，“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于是，“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则“天下治”。

道家主张以政治上的“无为”来达至和谐。老庄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小国寡民”视为真正和谐的“至德乐土”。那里有用不完的物质产品，珍重人的生命，没有战争，风俗纯朴，人民安居乐业。他们反对以“兵”强天下，“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要求统治者节制欲望，“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特别提出“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的国际关系指导原则，指出大国统治者不能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而应该谦顺地对待小国与弱国，这样才能达到天下太平。

法家提倡以“法治”求“大治”，认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韩非具体表述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这些在文化轴心时代形成的关于天下国家和谐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对我国政策与制度的形成与演化、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社会理想与现实，都发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我们的社会理想期待一直表现为：政治方面的“政通人和”；经济方面的“重农”、“和气生财”；民族关系与国际关系方面的“协和万邦”；家庭关系方面的“家和万事兴”。我们对和平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追求，“宁为太平犬，莫做乱离人”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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