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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煦生：这个觉醒中的巨人 它和世界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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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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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煦生：首先，人的精神需求是很多层次的。举例而言，中国从秦代之后一直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我们动不动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方式等，这些都是从西方拿来的说法。但它有种完整的结构，如皇权的得来必须带有天命这种准宗教性质的合法性，相配套的是士大夫文化，这种文化可进可退，可以有很艺术性的人生，也可以经天济世，通过科举进入社会。在天命赋予合法性的皇权政治的下面，是一种相对自由的郡县制，之下是乡村层面的自治。这套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人总要有某种精神上的皈依，但这种精神上的皈依对个人而言往往根植在他的语言里。这种心理的、语言的、社会的、政治的结构其实是一体的，根植在你的语言和价值中。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说根植在语言和价值中？
杨煦生：人是一种需要意义的生物，需要有心理生活和情感生活等，这些都只能从自己的传统出发。我在德国生活过将近13年，我的感觉是，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传统缺乏热爱，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了解，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也不可能得到理解的。反过来，如果对本国文化理解多一点，他理解别国的文化也更容易些，别人也更容易理解他。个人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但一个社会的心理问题、总体上的精神危机问题，只能通过长期的精神性的活动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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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汉学的价值是什么？作为本次汉学大会的发起人之一，你觉得汉学在我们当前的文化学术生活中可能的角色是什么？
杨煦生：我自己对汉学的定义是，这是一场主要由西方文明发起的和中国之间的一场延续400年的很艰难的、曲折的对话。这场对话中，有过很多美好的富于精神意义的成果，中国曾经给予欧洲的启蒙运动很大刺激，对伏尔泰等思想家来讲，中国当时是他们的乌托邦。虽然莱布尼茨不是很乌托邦化，也看到了中国文化一些根本性的东西。真正一流的欧洲思想家总是多多少少要关注一些如何调和欧洲思想和东方思想，包括中国和印度思想的问题，他们对于东方的文化和价值有一种平等相待的心态。
反倒是我们自己失去了这种平等心态，要不就是觉得西方什么都好，我们百事不如人，要不就是“老子祖上也阔过”的心态。从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角度，我们的确需要一种精神上的自省和自觉，不管身处什么文化氛围之下都是这样。文化是一种血脉，不是一件外衣，在表面的消费层面上谁都可以做一体化的东西，如吃“麦当劳”、看好莱坞，但往深层次就不灵了。从学理而言，要让这种社会心理明朗化些，将这些沉在无意识的东西揭发出来。当一个人有过分的自豪感的时候，往往也掩盖的是背后那种自己不愿直面和正视的不踏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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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是西方语境中的一种人文学科，它给欧洲的现代性提供过重要的精神资源，并因此成为西方思想史本身的一个维度。而我们今天对海外汉学的关注，正是我们自身文化觉醒的一个重要维度。汉学成为今日中国文化学术的话题，绝不意味着，我们再一次强制西方学术界充当中国社会无所不备的“药方”。对汉学的关注，是中国语境中文化自性省思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语境中的汉学以及我们自身提上议事日程的国学的思考，都将共同融入对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文化命运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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