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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朽的汉学 年轻的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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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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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这个词，成为一群以汉学的名义聚集在会议圆桌旁的学者之间最大的争议。3月底，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上，不少学者抱怨自己走错了地方。这种局面和人大校长纪宝成在开幕式上所说的“汉学归根结底是‘和’的学问”恰成对照。
而熟稔此类学术场合的学者认为，美国亚洲会议和欧洲汉学会议同样会出现同类情形，这是“汉学大会”的普遍处境。相比之下，此次大会不过是200余人之间的分歧——其中国外学者70余人，国内学者150余人。但拟定约请的一批重量级国际学者，如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史景迁、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汪荣祖并没到会。
国内第一个国际级汉学会议是1994年在海南召开的。那是学者之间的聚会，并未引起太多社会关注。汉学界最近一次声势浩大的亮相是2004年上海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因组织者付给海外学者每人5000美元的“出场费”。
“世界汉学大会2007”由汉学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的人大主持，引起一批学者的议论。一些国内起步较早的汉学、中国学研究机构则不失时机地在人大的会议资料中加进对它们自己的介绍手册。
当学者们出于各种机缘和目的终于坐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现，正像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有一百个汉学家就有一百种汉学。 国*学*参*考
有汉学，没“德学”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每年夏天都带一支汉语学习班到北京来。常常有学生向他抱怨：我太失望了！北京在哪里？中国在哪里？到处都是现代化的东西！周质平反唇相讥：到美国我也很失望。我没看见白人和印地安人打架。“美国大学里没有一个系、一个研究所用‘汉学’命名。‘汉学’被翻译成sinology，－logy这个词尾的意思是成型的、僵死的、博物馆里的学问。一门研究中国的学问为什么只能是秦砖汉瓦、四书五经？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人看青藏铁路、三峡大坝？”周质平利用作议程主持的时机，向整个会场发问，这脱口秀一般的机智立刻引来会场上青年学生异乎寻常的热烈掌声。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伍晓明认为，“汉学”的提法带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如果我们用‘汉学’称呼关于中国的学问，那是不是也可以有美学、法学、日学、德学？”
社科院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培忠他所在的研究机构做了一个海外汉学研究数据库。2005年的数据显示，“对中国最多的研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传教士、论语、老子，而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其中又以‘三农’和‘环境’为重点，其次是历史、文学、哲学。前三个学科占论文发表总量的60％，后三个学科占20％。” 国学参考
“中国的古典文化传播出去，给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很大的启迪，这我们听起来当然很高兴。但事实上，‘中国研究热’不是热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汉学’，而是热在研究现实中国的‘中国学’。”何培忠说。
与“现代派”的观念针锋相对，“释古派”的代表人物、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认为，凡对“汉学”的提法提出质疑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近20年学术之进展”。
“中国如此庞大，学问如此之多，用一个词来概括难。‘汉学’让人觉得比较古旧，但‘中国学’的困境更多，因为‘中国学’里包括胡锦涛研究、中国能源与经济研究、导弹研究……包罗万象，铺天盖地。Sinology是欧洲的词汇，指对中国历史语言及传统文化的研究；汉学是中国的词，汉代的经学。但中国当下语境的“汉学”既不是sinology这个词的翻译，也不是古老的中国经学。20年前，李学勤先生已经写了文章：‘汉学是指国外对历史中国之研究，换而言之，从人文社会科学出发对中国的研究；中国学就是国外对当代中国现实的研究。汉学非乾嘉之学，非一族一代之学问，它已经不是sinology意义上的汉学。’”
“传教士汉学” 国_学_参_考
对于大部分与会学者来说，“汉学”是他们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现的一块学术飞地。进入这块飞地的路径，往往决定了他们此后的学术立场。
张西平是在40岁的时候，从西方哲学改行进入汉学领域的。在此之前，他已是专业内小有成就的学者。改行的时机是八九事件。张西平意识到：“我们的事业必须和我们的土地联系在一起，不能天天讲外国的故事，对自己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茫然无知，天天讲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那有什么用？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完全是被驱动者。”
当时，张西平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他向馆长任继愈先生请教：我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想转入中国哲学，基础比较差，应该从哪里入手？任先生想了几天，告诉张西平：你做明清来华传教士吧，这段涉及到宗教问题，搞中哲史的人都不敢做，只有何兆武先生一个人写过一些文章，而这段历史又离不开西学，正好你有西学的背景。
张西平一脚踏进明清传教士史的领域。10年的时间埋头于国图的汉学藏书中，没有闲暇写文章，因为国图埋藏着以前张西平所不知道的汉学典籍宝藏。拜“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老馆长袁同礼所赐，国图外文书采购的第一大类一直是海外汉学著作。张西平在国图看到了馆藏的第一份西文文献———建国后从北京北堂查收来的天主教士誊抄的佛经；陈垣和方豪在1920年代、1930年代所著的《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也都可以从尘封已久的书架上找到。而袁同礼先生留下的另外一个宝贝是他整理的1921年到1954年所有外国出版的汉学著作的书目。光这个数目就够后来的学者按图索骥地研究好多年。 国*学*参*考
查阅资料中，张西平发现，中国近代学术的诞生跟汉学密不可分。汉学是很多近现代大学者一直关注的领域。“陈寅恪在欧洲转了一圈就是学了这玩意，他回到清华大学之后开的第一门课就是《考迪书目》——法国人编的从西方最早到1921年西方汉学书目——结果学生听不懂，都走光了。钱锺书的牛津学士论文的题目是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
前辈学人对传教士的研究多集中于“西学东渐”，很少有人研究传教士如何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这方面惟一的筚路蓝缕之作是东方学家朱谦之先生在1930年代写的《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的影响》。张西平决定把自己的研究领域锁定在入华传教士对中华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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