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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朽的汉学 年轻的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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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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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张西平发现了一些让他吃惊的信息：400年前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罗明坚曾把《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在罗马出版；中国第一本英汉词典《英华字典》是200年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编写的，厚达3700页；17世纪传教士的著作《中国图说》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
“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书，往往是他母国关于中国的第一本书。这些书是中西文化相遇时最生动的资料，可惜其中的一大批至今遗失在梵蒂冈、法国、德国、美国的图书馆里，至今中国学者未做系统研究。”张西平说。
叫“面包”就比叫“馒头”好卖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的藏书中有马礼逊《华英字典》、1895年出版的基督教士用上海方言传教的报纸等。这些20多年来从旧书店旧书摊搜罗来的“图书馆不收、目录学不讲、藏书家不重”的文献把周振鹤引入另外一片天地。
“世界上第一本中文跟外文对照的字典，1930年代在梵蒂冈教廷图书馆重现天日。这本字典是400年前的罗明坚、利玛窦他们那批传教士编的。现在中国人常说‘面包’这个词，这个词哪里来的？利玛窦他们的这本字典里已经有了。1940年代上海开过一家店，叫艾凡馒头店。如果真是卖馒头，生意会不行的，中国人早就有馒头了，谁来买你的馒头？其实那个店卖的是bread(面包)，但是如何将bread翻译成汉语词是很难的，所以只能附会为馒头。具体的词汇都这么难，‘逻辑’怎么想出来？翻译不是小事，这是两种异质文化建立起来的最初的联系。” 国/学/参/考
据周振鹤说，在19世纪之前，在华传教士所编中外对照字典数十部，但最先公开出版的是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时代的中文－法文－拉丁文对照词典，几年之后就是马礼逊的《中国语言词典(TheDictionaryofChineseLanguage)》。这套词典分6卷，从1815年到1823年，前两部五卷是按照部首及音韵排列的汉英字典(中文名分别为《字典》与《五车韵府》)，第三部一卷是英汉字典，无中文名。
“这部词典到现在大部分中国学人还不知道，日本人早已经把它影印出来了。”周振鹤说，“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以葡、意、法、西等国居多，而这些国家的语言加上他们共通的语言拉丁文恰恰是中国人的弱项，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迟迟没做。但我们不做，外国人就做了。二十年前，日本已经翻译了《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我们二十年后才做这事，翻译得还没有人家好。”
目前，周振鹤和张西平最欢迎的是有小语种背景的研究生。因为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庞大的、需要从目录学做起的宝藏。张西平要求所有他门下的学生，必须学习拉丁文、法文、葡萄牙文，“一本书一本书去做，不要着急，我们这代人过去就过去了”。
知识就是权力
张西平和周振鹤在国内开始汉学研究的基础工作的时候，杨煦生开始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游学生涯。 国/学/参/考
出国之前，杨煦生和张西平已经开始筹划出版一本汉学研究的杂志。两人约定：张西平负责利用国图的资料，组织翻译海外汉学著作，联系出版；性格随和，被称为朋友间的联络人和“和稀泥者”的杨煦生负责联络海外的汉学家和中国学人。经过四五年的筹划，1995年，《国际汉学》创刊，一年一辑，几辑之后，走上正轨，一年两辑。最初，德国、法国的资讯占了相当的比重，后来视野慢慢扩大，英、法、美、俄、日、西班牙、瑞典、捷克、罗马尼亚等国的汉学研究都有涉及，且辟出“汉学家专页”、“汉学家访谈录”、“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宗教思想研究”等常设栏目。
在这个过程中，杨煦生把个人的研究领域定为“中国古代宗教思想史”。杨煦生之所以选择这个领域，是因为他认为，天主教传教士四百年前提出的问题至今没有完整答案：中华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并峙的精神底蕴是什么。
最早来华传教的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具有近代学术训练的学者，在传递上帝福音的同时，不少人随身携带母国国家科学院为他们准备的调查提纲，他们一边传教，一边在中国大地上进行语言、人种、宗教等诸方面的调查。其中一些传教士干脆就是国内的大学问家伏尔泰、莱布尼兹等人的“联络员”。传教士把在中国的见闻源源不断地寄给国内的学者，从来没到过中国的学者就可以写作形形色色的关于中国的书。 ZGWWW
“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代，正是知识理性在欧洲大陆确立地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科学院’这个词变得非常神圣，甚至带有准宗教的色彩。我们总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欧洲人真正想说的是：知识就是权力。他们认为谁在知识论上解决了一个问题，谁就成为这个问题的主人。在社会文化领域，我了解你，我就能控制。对他们来说，中国确实就是一个问题。”杨煦生说。
最具戏剧色彩的是，这些以中华文明、传播基督教文明为目的传教士们往往成为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者。有些人以传教为目的，学习汉语，并把《四书》等中国典籍翻译成拉丁文，作为后来者的教材；有些人干脆为中华文化所化，陶醉于中国山川、诗词、瓷器、玉雕……最让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例子是卫礼贤，这位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新教牧师，回国之后，以从来没有成功地给任何一个中国人洗礼为自豪。
“竹幕国家”到“正常国家”
何培忠热衷的是国外对当代中国的研究。
何培忠1978年进入社科院工作，最初的领域是“日本青年问题研究”。这个研究方向让他有可能接触一批日本当代学者，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对当代中国的关注。 国*学*参*考
何培忠做过一个统计，从1996年到2005年，日本学界共出版8758本中国研究方面的专著———这是一天出两本书的速度。日本左翼学者毛里合子认为，战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经过了1950年代的意识形态时期、1960年代的妖魔化时期、1970年代的美国式“中国研究”渐进时期、1980年代以来由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不安时期。总体而言，中国在日本学者的眼里，已经从一个“谜一样的国家”转变为“正常国家”。
何培忠认为，这种转变跟中国自身的变化密不可分。“过去说苏联是‘铁幕国家’，说中国是‘竹幕国家’———隔着层层的竹林，有缝隙，但是什么也看不清。国外学者能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非常有限。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实行‘内部出版’制度，外国人能看到的只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少数刊物，地方一级的报刊外国人都看不到。国内最早的中国学研究所是设在社科院情报所的。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有网络，可能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国外已经知道了。所以，海外的中国学学者越来越把中国当作一个正常国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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