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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及现代价值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传统兵学体系开始了它的近代转型,大量引进西方军事理论著作。《战略学》、《战法学教科书》、《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等反映西方现代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思想的著作,基本取代了《武经七书》的地位。
  成功的转型需要的是“化西”,而不是“西化”,而成功地“化西”,一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二要立足于批判继承本国的兵学,否则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兵学家意识到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巨大潜在价值。
  著名的兵学家蒋百里开始从现代军事学的视角,开始了对《孙子兵法》进行注释工作,并开启了传统兵学研究的“新注释之风”。进入民国之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兵学的价值进一步为国人所认识。民国兵学家认为,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传统兵学是“以应用为主,指示若干原则或方法以教示其应用的极致”;西方兵学是“以探究兵学乃至兵术的学理为主,其应用是适用于一般学理的理解”。中国传统兵学是“以直观立刻把握住事实的本体”,“求应用之妙,而不拘形式的推理”;西方兵学是“以论理的推理以达到条理的结论”。中国传统兵学受儒学的影响,其所论的范围不仅是关于战略战术,同时对于政治、经济、外交等重要的“国政”方面,“都很明白地指示着在平战两时的准绳”。这是
国*学*参*考

  中国的兵书之所以永垂千古而不朽的原因。与西方“只有作兵典的价值”的军事著作相比,中国的兵书“自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的价值”。中国的民族性是爱好和平的,中国的兵学,也“处处流露着和平的思想”。这和“列强以侵略主义出发的兵学”是极为不同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兵学“所以大放异彩的要因”。中国传统兵学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为用兵的最高原则,是王道主义的兵学;而西方兵学以“直接歼灭敌人”的歼灭主义为用兵的最高原则,是霸道主义的兵学。中国传统兵学讲究“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西方兵学停留在“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层次,是不健全的。
  这些认识,基本上把握住了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及其价值。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兵学的优秀遗产,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精华,在中西方兵学的交流与融合中,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兵学体系,也就成了兵学家们的共识。
  不过,民国兵学家们建立中国独立的新兵学体系的设想,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理论的设想这个层次上。从阶级属性上来说,民国兵学家们大多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使得他们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摆脱不了对西方的严重依附,在军事理论上同样也是如此。由此也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的兵学家们是无力建立这个新的、独立的兵学体系的。建立新兵学体系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科学体系,既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对中国传统兵学文化批判继承与发展的产物。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精华,在这个新的体系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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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兵法》“伐谋”“伐交”的“全胜”思想在20世纪被重新发现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武器出现之后,将西方军事思想的缺陷暴露无遗。以西方人对克劳塞维茨以来的军事理论进行反思为契机,中国传统兵学的价值,又一次表现了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对拿破仑战争以来的西方军事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他确信,“在战争中发生无益的大规模屠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争的指导者固执于错误的军事教条,即克劳塞维茨式的对拿破仑战争的解释”。一战结束不久,利德尔·哈特即发表文章,呼吁对“从克劳塞维茨那里继承下来的、流行相当广泛的关于战争目的的观点”“加以重新审查”。正是在对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清算过程中,利德尔·哈特发现了《孙子兵法》在战略思维、战略价值观上的重要启发意义,并由此提出了“间接路线战略”。
  利德尔·哈特是第一个对西方现代军事理论进行反思的人,但并非最后一个。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接连陷入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西方军事理论的问题进一步暴露了出来。尤其是越南战争的失败,给了西方人以极大的触动。越南战争,美国人是严格按照西方军事理论来打的,然而在这场历时11年的战争中,美国几乎打赢了每一场战斗,然而却输掉了整个战争。这不但使美军的战场指挥官感到迷惑不解,而且连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也不得不反思,这场怎么说似乎也该赢的战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更多的西方人将眼光投向了《孙子兵法》,希望能从东方古老的智慧中得到启示。结果是不少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方世界的失败,正是因为违背了孙子的教训。美军侵越作战部队司令威斯特摩兰在《一个军人的报告》中回顾越南战争时,引用了孙子“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名言,说“进入越南是我国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前总统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中也说:“正如2500年前中国战略学家孙子所说的那样:‘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美国在越南中的失败正应了孙子的话。”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家柯林斯在他的《大战略》一书中也指出:“孙子说:‘上兵伐谋’。……美国忽视了孙子的这一英明忠告,愚蠢地投入了战斗。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己方的能力,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能力。我们热衷于使用武装力量,其结果很快产生了一个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战场上的军事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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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70年代末,当西方战略体系面临着严重的“崩溃性危机”的时候,美国人又想到了孙子,并受孙子的“全胜”战略的启示而制定出了所谓的“孙子的核战略”。美军的作战指挥理论,也从《孙子兵法》中吸取了很多东西,以至于澳洲军事作家小莫汉·马利在展望21世纪的军事理论发展时这样预言:“正如19世纪的战争受约米尼、20世纪受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影响一样,21世纪的战争,也许将受孙子和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的影响。”
  与近代中国人是被迫接受西方军事理论不同,以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人,却是主动地来引进中国传统兵学的。如果说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一个传统的兵学体系的解体,对于现代西方人来说却并非如此。现代西方的军事理论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体系,中国传统兵学的西渐,并没有形成对西方军事理论体系的全面冲击,相反,它更多地表现为对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西方军事理论体系的修正。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军事理论对中国传统兵学的吸取,从一开始就不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而是借鉴了中国传统兵学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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