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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昌明：重塑现代文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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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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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国华
如果不是五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异军突起，那么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是世界上难以超越的伟大文明。农耕文明是古代世界里最为稳定，最有保障，最为丰厚的一种文明形态。中国有辽阔的黄河、长江流域可以开垦，东西有海洋和高原作屏障，南方是丛林，只有北部虽有游牧民构成挑战，但没有毁灭性的威胁。
伏尔泰说，当我们还在阿登森林里游荡的时候，中国皇帝已经把辽阔的东方治理得像一个家庭一样和谐，皇帝本人就是无比仁慈的一家之长，500年前我们还不识字，4000年前他们已有编年史。
1. 自然主义的生存方式，形成天人合一的直觉思维
农耕生产里人们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是庄稼和牲畜，是自然界的植物和动物，人们只能顺应生命的自然节律生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培养、调节、引导，而不能随意地征服、制造、重构，尤其不能标新立异、拔苗助长。对于这些熟悉的生命对象，人们可以用自己的直觉来体验和把握，因为人与它们有相似的生命结构，可以与之形成感应，却不能把它们当作纯粹的客体加以分析、解剖，活的生命一解剖就死了。
在农耕世界的汪洋大海里，必要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只限于服务地位，难以构成独立的社会体系，没有独立城邦，不足以支配农村。城市最终要由农村提供的产品来生存，商人和手工业者虽然富有，在古代能够养活的人口毕竟很少，一旦超越土地的负荷，再多的钱都没有用，就会自行衰落。因此，中国城市只有政治中心作用，经济中心的作用并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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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为本的乡土中国，崇尚依赖自然、融入自然、回归自然的生命取向。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方式简单朴实，循环往复，稳定少变，无需直接经验之外的专业知识、技能。分工和交往复杂化反而会导致社会的重负和不稳定。生活无需太多人为设计，经验多于理性认知，务实多于理想追求，朴素多于浪漫情感，循规多于创造实践。人们祈盼着国泰民安、自由生息的太平盛世，没有扰民，没有动荡，就能有经济繁荣，生活富余。
人们重视身体感受与直觉经验，以静观、玄览、坐禅、反求诸己的方式获得对人生与世态的领悟，用比喻、虚拟的方式形象生动地把握具体事实，通过修身养性，追求浩然之气的境界。主观与客观的没有界限，一切经验与智慧都在生命的直觉里，口传心受，得心应手，妙不可言。
中国人不习惯于概念化、逻辑化、数理化的思维，更习惯于感性的、直觉的、形象的思维。汉字是象形文字，汉字文化都基于人的感性直观，很少有驳离经验内容的抽象思维。汉字书法是传统文人非常重要的功夫，与人格修养程度相联系，既是形象的视觉艺术，又像有动感与节奏的音乐艺术。《周易》到《诗经》，从《老子》到《庄子》，生动的形象远多于抽象的概念。古典艺术直接表现生命的神韵，重视内在的协调和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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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宇宙观集中体现于道家哲学里，《道德经》揭示的就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哲学，是人对于生命的兴衰荣辱祸福的思辨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与人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反映的就是农业文明中人对于自然，对于土地、气候、生态的依存关系。
万物从何而来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是，道是什么呢？它好像是自然规律，类似于希腊哲学里的逻各斯，但它只能为人的直觉所把握，却不能以理性来把握，不可以表达为逻辑化、数学化的理论，甚至所有语言也无能为力。
2. 没有理论思维，也就不可能产生牛顿式的自然科学
与西方工业背景下的机械论、分析主义、数理思维相区别，中国农耕背景下的生命哲学、直觉思维、辩证思维里，主体与客体没有明确分化，重视生活的直观体验，用生命的尺度把握世界，领悟人生的意义，重意会不是言传，重体验不是分析。传统文人很少站在客观对象的对立面，去研究、观察、追问、拷问、分析，并获得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规律。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坐在竹林里几天几夜，要参透宇宙人生的哲理，这便是所谓“格物致知”，最早翻译西方科学就用“格致”一词。然而，格物致知的目的，并不是要通过观察与分析认识自然对象，而是一种道德人格的修养方式，与它相接的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西方实证科学的精确观察和理论解析表面相似，实质上却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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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文化人，很少数学与逻辑训练，没有严格的演绎逻辑，没有系统的理论科学，不能对事物进行实证把握。因此，传统中国人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他们很少研究和探索自然的兴趣，几乎没人操心千变万化的自然背后的普遍规律，但很多欣赏和赞美自然的诗兴雅趣，诗词歌赋比比皆是，人们试图从多变的自然中捕捉人生的瞬间。
大体上与手工业生产相一致的墨家文化，在先秦时期属于两大显学之一，已经有比较丰富的逻辑学、数学、力学及物理学思想，讨论过很多自然科学问题。墨子制作的木工防御设备甚至超过鲁班的攻城设置，因此他成功劝阻楚王攻打宋国的战争。但墨子思想在农耕文化趋于成熟之后不仅没有发展，而且退出了历史舞台，几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中国人的智慧和技艺非常精致，一些被西方拿去推动工业革命的重大技术发明，在中国只是无关紧要的雕虫小技。人们吃、穿、住、用、玩，极其精致讲究，相应的技艺达到很高的境界。但农业文明讲究质朴简单，国人的心智主要在直观的经验领域，理性的、分析的、复杂机械结构的把握不及后来居上的西方人。高超的技艺模仿只知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个别人有极高境界的创作，却无法大规模传给众人。历史上的技术发明大多失传，至今难以恢复，不构成社会演进的力量，只在较低层次上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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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冲之算出的圆周率非常精确，但主要是计算的技术。造纸与火药之类的发明能做出来，却没有理论，讲得出道理也是直观理解及形象比喻。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被现代语言重新解释为通过实践掌握了客观规律才得心应手，其实本来只是典型的顺应自然的直接经验和技艺。
中医、气功、太极、书画等从生命的内部协调中获得身心的宁静与健康，可能有很高的境界。但高超的技艺是不可多得的，要有相当的悟性和艰苦磨炼，而且只能个别传递，很难稳定地传承和发展。多数人功力难以达到却又急功近利，便有吹牛和造假。认真追究什么“千里神功”、“刀枪不入”、“百步穿杨”、“飞墙走壁”，结果不是诗人的浪漫与夸张的想象，就是干脆骗人的。西方实证科学却难以造假，更不能玩魔术，它建立在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执着探索上，有严格的逻辑和实证原则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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