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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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复兴的省思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大国之兴，必有强大的文化为后盾。
　　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在文化的根基处与过去"决裂"为特征。批儒学、反传统的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价值真空、信仰失落以及认同危机。
　　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在器物甚至制度层面"一体化"的同时，中国开始日益突显文化认同与根源意识。寻找自我的过程，呈现出儒学的复兴之势。
　　让贻误的问题重回我们的视野，让模糊的事物变得清晰。
　　复兴缘由
　　儒家传统在中国至少有2500余年的历史，并且，汉代以降，儒学也成为古代中国社会主流的观念和价值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许多学者将古代中国称为“Confucian China”(儒教中国)。但是，综观整个20世纪，儒家传统的命运却发生了急遽且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如果我们将1919年迄今界定为“当代中国”的话，那么，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19年到1980年代末，整个中国社会主流的思想文化是激进和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儒家传统首当其冲，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1960年代“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再到1980年代末的“河殇”，批判和否定儒家传统的线索一以贯之且登峰造极。儒学遭遇到了全面解体的命运，至少在中国大陆最终沦为“游魂”。中国人也相应几乎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要彻底抛弃自己思想文化传统的民族。 ZGWWW
　　第二阶段自1990年代迄今，首先是学术界开始反思激进与全盘性反传统思潮的偏颇，官方态度亦逐渐扭转。在广大国人开始日益认识到传统不可弃的情况下，社会上渐有复兴儒学之说。尤其2000年以来，复兴儒学的呼声日高，从官方到民间，出现了各种相关的活动，颇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就儒家传统自身来看，如果说前一个漫长的阶段简直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后一阶段虽为时尚短，却也不能不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如果我们意识到对儒家传统的批判晚清已经开始，到1980年代，反传统的思潮实已有百余年。百余年来，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反传统的传统”(tradition of anti-tradition)。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复兴儒学的呼声由弱到强，逐渐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到2006年为止，认为至少在社会声势的层面上儒学复兴之说日益深入人心，也许并不为过。何以如此？笔者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缘由。
　　首先，儒学的基本价值在传统社会历来发挥着“齐人心、正风俗”的作用。非但广大知识阶层多以儒学的核心价值为“安身立命”的所在，普通凡夫俗子由于长期受儒学的教化，亦将儒学的一些核心价值如“忠”、“孝”、“仁”、“义”等奉为为人处世的“常道”，并在日常生活中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方式来体现这些价值。可是，如前所述，20世纪中西文化剧烈碰撞所导致的只是原有价值系统的崩溃，并没有给我们从“西天”取来“真经”，使之足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系统来重塑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于是，在批儒学、反传统的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价值真空、精神失落以及信仰危机。然而，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一个民族，必须有其自身的价值系统和意义世界，否则即如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这一点，在各种西方理论涌入中国、轮番占据知识人心灵而“城头变换大王旗”之后，终于逐渐为人所自觉。如何摆脱“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心态，深入发掘传统中的精神资源，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和综合创新来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系统，终于成为中国广大有识之士共同的问题意识。 zgwww.com
　　其次，中国人之所以能够逐渐从反传统的传统中走出，开始重新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价值认同问题亦是一个重要的缘由。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在器物甚至制度层面带来“一体化”的同时，也日益突显文化认同与根源意识。越是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我是谁”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只有植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才能真正在全球多元的格局中有一席之地。这一点，迫使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体不仅不能乞灵于任何纯然外部的文化来建立“自我”，反而必须深入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认识你自己”。海外的华人之所以对文化和价值认同问题有格外的体会，决非偶然。当然，任何文化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其更新和发展需要不断吸收外部的资源。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不过，任何文化吸收新的成分从而转化和发展自身，其成功的前提必须是立足于已有的传统，否则即成“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现在中国正在崛起，从政治、经济上看，中国为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从文化上看，中国能给全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思想资源？西方有源自希腊的理性文明和源自希伯莱传统的宗教文明；伊斯兰世界有伊斯兰世界的文明，有支撑它的价值观念；那么，中国的是什么？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体认我们是谁。不单是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的单元，更作为一个文化实体。我们是谁？我们的文化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因此，全球化一方面使我们日益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使我们越来越了解其他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尤其儒家传统。显然，如果弃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儒家传统于不顾，我们还能给世界提供别的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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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一个缘由不能忽略，那就是：一批真深入了解、认同儒学价值同时又能欣赏、接受西方文化优秀成分的儒家知识人对于守护和重建儒家传统不遗余力的毕生奉献。尽管整个20世纪是反传统思潮当令，但自始即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学者能够认识到儒学的基本价值不但不与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相悖，反而彼此相通相济。从康有为、梁启超、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钱穆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再到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等，都为在整个反传统的浪潮中保存儒家传统尽心尽力。1949年以后到80年代以前，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主要在大陆以外的华人世界得以不绝如缕。80年代之后，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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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逐渐由批判的对象受到重新评价，以上这些人物所代表的广义的新儒学终于重新回到了大陆，并日益引发了深远的影响。唐君毅先生曾用“花果飘零”来形容中国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命运，而这些一生为中国文化、儒家传统“招魂”的学者，对于如今儒学能在中国大陆呈现复兴之势，实在是功不可没。
　　契机与危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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