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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学术专业化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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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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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看报纸上说娱乐圈二十多岁已经老得不像样了，学术界五六十岁还是年轻的学者。我的一个朋友比我大15岁，我们共同写文章发表，人家称他年轻学者，他说我都快60了，哪还是年轻学者。在人文学里面，60岁绝对不是一个即将退休的状态，精神上不是那样的。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到了60岁再往下发展很难了，那时候主要的任务是当伯乐。人文学者到60岁以后才是经验最丰富而且能够出大成果的时候。
第二个原因是师生关系，正因为我们住得很远，老师进课堂匆匆讲完就走，你也匆匆我也匆匆，我们只是教书、讲课、改作业、给分数，而没有更多地跟学生接触，尤其是本科生没有更多机会跟著名的学者面对面交流，面对面谈那些跟专业没有关系的话。我上文学课只跟你谈文学，别的我不管，只有同代人可以对话，没有上下两代人的对话。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跟当年我进大学的时候校园有一大批七八十岁的老先生有直接关系，所有的遗传大部分是隔代遗传，我和我的父亲有代沟，我和我的爷爷很好对话，因为我们没有利害关系，所有学术界的对话跟你最接近的这两代人矛盾最大。
最后一个问题，我辈学人。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在为人处世方面不是很张狂；老一辈的先生特立独行，你会发现学问是一回事，做人或者说为人处世是一回事。80岁先生的著作我们读起来很有趣，反而是60岁的人多多少少受束缚。专业上我们不担心，我们总会做得越来越好，作为大学教授，他除了专业做得好，还要课讲得好，还要值得老学者们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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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学术界风气已经养成了，而且专业化已经成为主流了，我们都成为一个一个专家，我相信日后的读书人会永远地怀念像金克木先生这样博学深识有专家之学的杂家，以及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不伦不类的文章。
陈平原
谈前辈学人风采
自学成材的杂家金克木
金克木先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读书》杂志发表文章最多、最能代表其风格的杂家型学者，并成为北大未名湖边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传说。
我认识金克木先生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一个人在家里没事干，自己跟自己下棋，然后就是写文章。我们到金先生家里基本上是听他说话。到最后十年不断地听他说我不行了，要死了，过两天又有文章出来了。我对他的睿智、不拘一格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是学文学的他讲文学，别人来他谈考古，什么都乱谈，每件事他都说，而且大体上都能说到点子上，现在很难找到这种人。
金克木先生在北京大学当过图书管理员，他欣赏的著名学者来借书，他就把借书条抄下来，人家借完他跟着借，他相信这些人的眼界高，这样的读书经历，自然而然形成一套跟中文系、历史系都不一样的知识结构。他读书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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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潇洒的黄侃
辛亥革命以后黄侃（字季刚）先生回到学校读书做学问，他有这样的诗句：“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今天表面上是读书人，在当年却是游侠之士。所有读过北大校史，或者是南京大学校史的，都知道黄侃先生的学问好，但是他上课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骂人，剩下的三分之一在真正谈学问。
北京大学教授中轶事很多的就是黄侃先生，他的性格、才情更像是晋人———晋人的风流潇洒，对侠的想象。除了有名的骂人及喝酒，他还带着自己欣赏的学生到名胜古迹喝酒吟诗，这样的风流潇洒今天再也没有了。
当年在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黄侃34岁，听到比他大两岁的刘师培说他没有传人，非常悲苦，黄侃就说我拜你为师，拜长他两岁、学问跟他一样好的刘师培为师。
对话陈平原
人文学者的自我反省意识比较弱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了知识分工的问题，在现在的知识体系里面，这种分工是不可避免的。你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陈平原
：其实我们现在不太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拿我自己来说，我也是有专业的，在肩负自己专业的状态下，保持比较宽广的兴趣，或者能够跨越这种专业的边界，做一些阅读、写作。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过于专业化，知识分子出了自己的专业，对别的东西一概不知，那也会有问题。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对人类的命运、历史和社会都不关注，这是很可悲的。晚清以后，专业化是主要潮流。只是我们对这个主要潮流要保持警惕，还要努力有所超越。
国_学_参_考
新京报：这里有一个悖论。且不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即使是同为人文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一些学者，他们对文学等学科都是很轻视的，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陈平原
：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很普遍，我在《大学的虚和实》这篇文章里面提到过，大家比较看重那些“实”的，比较轻视那些“虚”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讲精神、讲品格、讲境界……这些是“虚”
的，讲产值、讲实用性……这些是“实”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折，就是从人文科学为中心转换到以社会科学为中心，但是，一些社会科学学者对这种状态缺乏警惕性，所以我认为，在意识到自己的学科和意义的同时，要理解它的边界和局限。这种自我反省的意识在人文学者里面比较弱，尤其是比较热的学科里面。其实，专业分工让我们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立足点和不同的研究事业，这样，能让这个世界更丰富多彩。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分子如胡适、蔡元培等人，他们不仅在文化界，在社会上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有些学者如茅海建等人只愿意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而完全拒绝与外界的交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平原
国*学*参*考
：对具体的学者来说，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有的学者专业做得很好，但不善于表达，或者说不愿意把自己的专业成果大众化。但是，我不排除这一点———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对公众发言，但是应该有所控制。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首先是要尊重学者的选择；其次是知识分子确实应该在专业之外与公众保持联系。我几年前就说过，学者既要做自己的专业，也要对公众发言，这既是一种学者的责任，也是传播自己观点的重要途径。
他方观点
现在的学院很难容纳“金克木们”
大家对“学者”的定义比较明确，就是从事某一专业研究并有一定成就的人，大家对“文人”的意会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人，精通琴棋书画，读书，写文章，比较有才情。这个概念比“作家”又要宽泛一些。陈平原讨论文人和学者之间的关系，比上世纪80年代王蒙说的“作家学者化”不是一回事。他把学者和文人两个概念提出来，要求学者有一些情趣，文人有比较好的学术训练，多一点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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