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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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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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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宝钗则是这一男性社会机器所生产出的另一个变性的标本，虽然她具有和王熙凤完全不同的一副面孔，一幅似乎更具“女人味”的面孔。如果说王熙凤以一种“女强人”的身份直接跻身于男性社会的竞技场，而“巾帼不让须眉”地与男性英雄争夺一杯羹的话，那么薛宝钗则是以一种“淑女”的身份，“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在“极淡始知花更艳”的谦辞下，甘为男性社会文化的自觉的牺牲品。于是，如果说王熙凤堪为脂粉中的“女曹操”的话，那么，薛宝钗则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刘心武的《班主任》里面作为“三好学生”的谢慧敏。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抹去她们二人对于弱肉强食这一男性社会统治原则共同的认同。薛宝钗对这一原则的认同，不仅表现在她如此会做女人之“人”，如此精于“女诫”和“闺训”，乃至其行为举止令合族上下交口赞誉，而堪称“三从四德”文化课的优等生。而且还表现在她是那样地不同于从不说“仕途经济”、“立身扬名”这些所谓“混账话”的林黛玉，对大逆不道、不走科第正途的不肖情种贾宝玉始终忧心忡忡，最终遭致了贾宝玉所谓“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一骂名。因此，“任是无情也动人”，虽然薛宝钗被誉为大观园中的花中之王的牡丹，虽然无论容貌还是气质都是那样美的令人怦然心动，然而由于她的身体成为被无情的专制礼教规训出的一个活标本，她的言语更多不是女性话语的自然流露而成为男性话语的传声筒，这使她美如维纳斯雕像，但却没有体温，没有热情，最终辜负了被人一致看好的“金玉良缘”，在爱情归宿上只能落得个“金簪雪里埋”的命运。 zgwww.com
这样，在诸如王熙凤和薛宝钗这些人身上，在她们的女性意识和社会的男性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更为触目惊心的女性悲剧。这是一种女性把男性对其身体训化的指令自觉地内化为女性集体无意识的悲剧，是一种女性与男性合谋的悲剧，从而也是一种女性自我作践、自我强奸的所谓的“自残”的悲剧。在这一悲剧中，女性自暴自弃诸如对感性更为崇拜、对情爱更为执着、对弱者更为同情、对青春更为敏感、对诗歌更为热衷这些天赋灵秀之气，或把自己的身体行为完全攀比与男性的身体的行为，或把自己的身体欲望彻底顺从于男性的身体欲望。使自己或成为有如王熙凤那样的女奸雄，或成为有如薛宝钗那样的道德的木乃伊，生命的冷香丸，并最终自己亲手为自己建立起一座自我监禁的监狱和修道院。
“红消香断有谁怜？”其实，《红楼梦》中女子悲剧的至悲至恸之处，是她们的悲剧已到了至怜无怜的地步，因为她们自己尚且不能自怜又如何能指望别人。然而，“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正如鲁迅所说，在《红楼梦》里惟有一人能为“红消香断”捧出一掬真正的同情之泪。他，就是真正怜香惜玉的贾宝玉，这不仅由于惟有宝玉来自“情根峰”而通何为“古今之情”，而且还由于惟有宝玉出于“警幻仙子”处而知谁欠“风月之债”。 国/学/参/考
三、谁之过
“谁之过”这一问题是指，是谁造就了《红楼梦》里的女性他残乃至自残的人生悲剧，谁是这一悲剧的始作俑者和真正的罪魁祸首？
我们的最终答案是，它既非 “蛇蝎之人物”和“非常之变故”，也非千夫所指的“封建礼教”，也非黑格尔所谓的“狡诈的理性”，也非福柯所谓的无上的“制度的权力”，和其所谓的一览无余的“监督的看”，而是现行的整个话语系统。一如海德格尔所谓的“话说出了人”、福柯所谓的“话语即权力”以及中国古人所谓的“人言可畏”所示，正是这种话语系统，作为一种“制度的制度”，作为一种无所不包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其造就了一切统治性制度的基础，而成为男尊女卑这一社会至为不平等现象的真正根源。
固然，一方面，人类社会赖以存在是离不开这种话语的。惟有借助这种话语，我们才能为人类书写出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文明历史中善与恶、对与错，以及男性与女性的区别。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话语不仅为我们书写着知识，而且同时为我们书写着权力；不仅为我们书写着文明的客观性和明辨性，而且同时为我们书写着文明的排他性、强制性和独裁性。这意味着，它在为我们书写着不无明晰的男女之别的同时，也书写着极其残暴的性别压迫。这意味着，在看似所谓“中性”的社会话语中，本身就预设和包含着永远也抹不掉的鲜明的歧视女性的男性特色。 国_学_参_考
如果说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者福柯使我们意识到这种话语的伪善的话，那么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曹雪芹则不仅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将其面具更为彻底、更为无情地撕破。所以，他的写作才不是接着二十四史写，而是从“大荒”、“无稽”处从头开始，从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人能解的“满纸荒唐言”的书写。所以，他才如此义无反顾地敢于对传统的整个话语系统实行 “大拒绝”，用一种典型的春秋笔法，宣称中国历史是由一个别号“假语存”（“贾雨村”）、叫“假话”（“贾化”）的人来写的，由一个表字“饰非”（“时飞”）的人来判案和决定谁是谁非的。同时，也正是基于此，他笔下的贾宝玉才不仅把“四书”视为“一派酸语”，把人之老生常谈视为“混账话”，把满腹经纶的男人视为“浊口臭舌”，而且其本人亦“那管世人诽谤”地“腹内原来草莽”和“愚顽怕读文章”，因为这块“通灵宝玉”、这个绝顶聪颖的怪物，比世上任何人都更能彻悟到，在谆谆教导的“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古训里，话语的知识和社会的权力二者是如何狼狈为奸，也比世上任何人都更独具只眼地看到，在苦口婆心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戒背后，实际上明确宣布的是自私的男性对其话语权的当仁不让的垄断，是至酷至烈的“焚书坑儒”的历史故伎在女性身上的重操和再现。 zgwww_com
我们看到，在《红楼梦》里，作者除了为我们写出了对这种话语的彻底拒绝之外，更重要的是，还向这种话语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他抗议这种话语貌似公允其实偏私，抗议其金口良言但包藏着险恶的用心，并从中口蜜腹剑地为我们导演出一幕又一幕的女性悲剧。也就是说，正如鲁迅在中国历史话语中独独只看到“吃人”二字一样，曹雪芹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的那些墨写的话语不过是用所有美丽女性的眼泪书写而成，女性的悲剧实际上乃为一种“话语暴政”所导致的悲剧。在《红楼梦》里，金钏儿死于斥言，晴雯死于谗言，尤三姐死于流言。林黛玉也不例外，她实际上死于她自己的既不会说“混账话”，又不合时宜、尖利刻薄的那张嘴，那张生来就不会顺着别人的意思说话、不会“讷于言”的嘴，一开始就像其“原罪”一样地命中注定着这位绝代美女爱情和人生的悲惨的命运，尽管这是一张如此出口成章的嘴，也尽管这张嘴给后来的读者留下无数传颂至今、绮丽无比的诗赋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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