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 David Pankenier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
Shaughnessy 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第三次辩论中,斯坦福大学教授 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语,成为大家引用的一句名言。最值得了解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认为“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相关辩论使参与工程的仇世华和徐良的丑陋言行大白于天下。
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1996年正式设定启动以来首次搁浅。这样一个耗费了政府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闭门造车工程最后根本无法让国际学术界接受,而且《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多处误导中华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