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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薄与轻浮的妄断——读《“新诗时代”即将结束》
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8-02-21  





  读罢《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2期中关于诗歌的肺腑之言《“新诗时代”即将结束》后深有感触,在这个浮躁的环境里还有人关注诗歌,实在是一种奢华。但对文中所表述的观点又生疑惑:“新诗时代”的提法是否得体,这是问题之一;而“即将结束”的结论是否有根据,这是问题之二。相比之下,这还是两个“末节”问题,该文作者是不是真的了解诗的本质、诗歌的特征以及诗人的界定标准等也急待考证。
  作者在文中首先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是诗?”然后皮影戏似的自己回答:“鲁迅先生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一个逻辑错误出现了,按该“答案”,前面的问题当为“诗歌起源于何”才是。接下来的“进一步解释”就更可笑了,“从原始人发出有音节的符号,到涂山氏之女喊出的一句‘候人兮猗’,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散曲,几千年来,诗歌一直都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学体裁”。作者的回答又由“诗歌的起源”说转换到了“诗歌是不是一直都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学体裁”的问题上来。面对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问答题,作者都出现了接二连三的逻辑颠倒,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该如何领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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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批评家李建军先生曾说:“一位作家,无论他多么‘著名’,都不享有蔑视语言规范的自由和屡犯低级语言错误的特权,因此,只要他的作品里大量出现文不从字不顺的错误,充满了中学生都不犯的语法错误和修辞错误,那么,就有必要根据最基本的标准来要求他、批评他。”如此看来,我在此指正作者这种“答非所问”的逻辑上的错误完全在行在礼,并非在挑鸡蛋里的骨头。而作者的这类错误,除了表现出自身对语言最基本的逻辑缺乏把握能力之外,还暴露出另外一个问题,对诗本质的缺乏了解。
  究竟什么是诗呢?非常遗憾,这是个始终没被概念出的词,至今都没有。当我们提到“诗”的时候,其实我们指的是诗人表现“诗”之本质时写出的作品,即我们一直称谓的“诗歌”。虽然,几乎在所有人的眼里,“诗”和“诗歌”是同义词语,但究其根本可以发现,前者是指代其概念的本体,后者只是对诗人创作出的作品的“总冠名”。就诗与诗歌概念之差异的理解上我们不妨打个比方,如果把诗比做一枚糖,那么诗人就是吃糖的人,诗歌就是诗人将吃糖后的感受以文字方式进行“陈述”的结果。而“诗意”一词恰是对该区别存在的有力实证之一:诗意这个词指代的正是诗本质所表现出的独特意绪,诗歌正好是对这种意绪的贴切陈述。对诗之概念,我们可以用类比的方式简单阐述,诗的含义与真、善、美的含义同属一个层面,这几个概念之间有交叉的部分,但不重合。诗与真、善、美一并构成形而上的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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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遗憾,为诗定义不是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工作,我或者会选择一个单独的机会来试着去做些努力。而上面提及的那个逻辑错误不得不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作者是位诗盲。
  对诗定义问题的讨论暂且进行到这里。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篇时提出的那两个“末节”问题上来,首先讨论“新诗时代”的提法问题。
  “如今,在绝大多数人们的意识里,只要一提到‘诗’或者‘诗歌’,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指的是‘五四’以后出现的这种新体诗,而所谓‘诗人’便是写作这种新体诗的人。(圣童按:有谁认为写作“旧诗”的人就不被称为“诗人”了呢?)于是,我们暂且把这个几乎是人为造就的在文学史上、诗歌史上新诗占据主体地位的时代叫做‘新诗时代’。我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个一边倒的时代可能快要过去了。”
  这段话的第一句,“绝大多数人们”中的“们”字的使用出了问题,“注意:名词前面有数量词时,后面不加‘们’,例如不说‘三个孩子们’”。(见《现代汉语词典》)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时代”这个词。“时代”一词有两个解释,一是指历史上以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时期;二是指个人生命中的某个时期。“新诗时代”恐怕只是一种比喻式的说法,但这个“时代”是在针对谁而言呢?是指文学总体的发展过程还是指诗歌这一文体自我发展的总过程?抑或指“新诗”自己的发展过程?而作者的前述句中又恰恰用了一个“并列”的“说法”:“文学史上、诗歌史上。”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有没有占据主体地位的时期呢?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结论”,因为有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存在的同时还有其他文学形式并存。这样看来,作者的意指只能是就“诗歌史”而言的。 国*学*参*考
  “新诗”的确被认为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始发站”。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作者所谓的那个“时代”当以“现在”为“终点站”。那么“时代”的管辖范围就是这个“始发站”和“终点站”所界定出的时间区域了。那么在这个时间区域内,“新诗”能被认为是“占据主体地位”了吗?如果可以这样确定的话(仅仅是假设),那么作者是指“新诗”形式上的还是内容上的“占据”呢?内容显然是绝对的不可能,诗本质不存在“新”和“旧”之分,仅仅是不同时代诗人自我对诗本质认识上存在差异而已。这样说来,作者的“新诗”“占据主体地位”的说法,只能是就诗歌的形式而言。但是问题又出来了,这个仅仅的“诗歌形式”是指“写作”状态还是“传承”状态呢?单以写作状态,说没人写“旧诗”,那绝对是“动机不纯”的说法(作者已在文中提供了这样的数据);单指“传承”方式,那也是“闭眼说瞎话”(至少在我们从低到高的教育课本中可以确认该说法的不实之态)。
  其实,分析了半天,我们理解的是作者所指“占据主体地位”的现象仅仅以“见于诗歌期刊上‘新诗’发表的量多少”而言。如果我们凡事都以“发表”与否来作为论断某种文学体例是否繁盛之依据的话,那民谣是不是早就“不存在”了呢?民间文学是不是也早就消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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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分析之后,我们真的很难接受作者所谓的“新诗时代”的提法。的确,这个提法大概看上去或许“差不多”、“还可以”、“马马虎虎”。但稍作停留,就发现该提法“漏洞百出”。非常遗憾,我们是在进行学术方面的探讨,是在《文学自由谈》这样的刊物上与读者进行共同讨论,作者的该篇文字也并非私下的“聊大天儿”,可以信之所致地闲言碎语,所以还是需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的,或者至少要有这样严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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