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48]

　　可见，儒家之所以强调仁义，并不是儒家不追求利益，而是为了更有效地获得利益。“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说明有了仁义就不愁没有人世间的种种功名利禄；“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表明，很多人，至少在孟子时代是如此，他们修天爵仅仅是为了得到人世间的功名利禄，因为有这种狭隘的思想，他们在得到人爵之后就往往背叛仁义之道。孟子认为，背叛了仁义之道，即使能有一时之得意，难免最终的灭亡，所谓“终亦必亡而已矣”。

　　关于仁，孔子认为，它是做人的根本。《论语·里仁第四》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人如果追求仁，就不会作恶。反过来，如果背弃了仁，那么，儒家的用来立人、成人的礼乐就将失去作用。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49]换句话说，一个不仁的人，学再多的礼乐也没有用，因为他只会用学来的礼乐去作恶，而不可能通过礼乐的熏陶而为善。那么，什么是仁呢？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50]《论语·雍也第六》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学而第一》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表明，在儒家那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难而后获”的孝弟忠恕之道就是仁。这样的仁，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51]这是从为学的角度说的，如果从做人的角度说，就是“刚毅木讷，近仁”[52]。这种要刚毅木讷、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能近取譬才能实现的仁是很难做到的，至少，在孔子时代，真正能做到的只有孔子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孔子曾经这样说过：“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53]这就是说，在孔子的七十二大弟子当中，只有颜渊做得最好，能够“三月不违仁”。至于孔子自己，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54]因为孔子能完全做到仁而别人却不能，所以孔子的弟子将其奉若神明、尊为圣人就不值得奇怪了。 国/学/参/考

　　关于义，在儒家，它实际上是仁的外在表现，不能离开仁而存在。因此，义总是表现为以仁为前提的一种人际关系。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55]这说明，儒家反对无义之勇，因为那样的勇往往会导致闹事、偷盗等不良行为发生。如果有这些不良行为，在孔子看来，都不是真正的君子或大人。所以，孔子一再强调君子必须有义。《论语·里仁第四》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公冶长第五》阐述了君子之道的四个方面：“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季氏第十六》认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56]在儒家看来，一切行为都以义为标准，在符合义的情况下，其它的一切都可以不要。《孟子·告子第六》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了义，连生命都不要了，还有什么能够比义更加珍贵的呢？ 国*学*参*考

　　为人不能不仁，处世不能不义。孟子认为，只有以仁为本，人才能安心；只有以义为表，人才能无过。《孟子·离娄第四》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告子第六》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迷失本心与正路，这样做人太可怜了！所以孟子说：“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57]只有以仁义为规矩，才能成为大人君子，也才能最终成为圣贤。

zgwww.cn

　　所谓宗师仲尼，指的是儒家以孔子为鼻祖和圣人，在判断是非上主要以孔子的言论为依据，在日常行为中以祭祀孔子为不可或缺，要尊孔、祭孔。儒家宗师孔子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将孔子的作品称为“经”，将孔子的语录称为“书”；其二，将孔子尊为圣人；其三，将孔子尊为祖师；其四，将孔子尊为神灵。

　　关于第一个方面，儒家的五经和四书就是最好的例证。根据《史记》的说法，五经原本不是经，只是远古时代的文字作品罢了。其中的四部作品，孔子极为推崇，便在教学之余从事整理工作。经过他的编纂，《周易》中增加的《易传》，三千多篇的《诗》被删定为三百零五篇，三千篇的《尚书》被删定为一百篇，《士礼》被定为十七篇。在此基础上，孔子又编写了《春秋》。孔子以后，这五部典籍都由孔子的弟子传授下来：子夏传《诗》、《书》、《礼》、《春秋》，子木传《周易》。它们经过战国、秦朝而流传至西汉，到汉武帝时才被尊为“经”。[58]当时，汉武帝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专门以五经来教授弟子，从而在政治上第一次将儒家置于绝对的不可侵犯的地位。在五经之后，四书是人们最常用的儒家典籍。所谓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四部作品。其中的《论语》是集中记载孔子言论的作品，基本上是孔子的语录。《孟子》主要记载儒家亚圣孟子的言论和事迹，但孟子却经常引用孔子的话来说理，曾经数十次明确提到孔子。《中庸》据说是孔子后人子思所作[59]，仅有一、两千字，但是这短短的作品中却多处提及孔子，并大量引用孔子的话[60]，诸如“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等等，足见《中庸》对孔子的重视。《大学》的行文很短，没有提到孔子，但它的基本思想则充分反映了孔子的为人之道，实际上是对孔子思想的理论总结与发挥。从孔子的作品被尊为经典和四书中孔子的地位和影响不难看出，儒家对孔子是绝对敬重的。 zgwww.net

　　关于第二个方面，从孔子时代开始，孔子就被弟子们尊为圣人了。孔子的弟子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61]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62]对此，孔子一直是否认的。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63]《孟子·公孙丑第二》转述孔子的话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论语·子罕第九》说：“太宰知我乎？吾少贱也，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换句话说，孔子认为，自己不过是不停地学、不停地教罢了，因为出身卑贱，从小就从事各种劳动，所以会的比别人多。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也都以孔子为圣人，经常引用孔子的话。《孟子·万章第五》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尽心第七》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孟子将孔子视为集圣人之大成的圣人，而伯夷、柳下惠这样的圣人都是百世之师，又何况是集圣人之大成的孔子呢？足见孔子在孟子心目中地位之无上。孔子在荀子心目中也是圣人，是俗儒和雅儒所不及的大儒。《荀子·非十二子第六》说：“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人之迹著矣。”《荀子·儒效第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