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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列子·杨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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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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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玄学的特色是考辩名理。一方面是从本体入手，解决现实政治伦理及生存问题;另一方面在逻辑上，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得深入透彻。所以王弼谈无、裴頠论有、嵇康谈气、郭象论“玄冥之境”。各自辩名析理，诠表深微。但杨朱讨论名实，完全避开了本体论，走的是一条彻底经验主义的路子。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在消解了名声的价值以后，如何给“从性”、“至乐”找到坚实的理论根据？杨朱从现实生命的死亡必然性切入，把他的个体生存学说推向深化。
生死总是扭合在一起，任何人都不能逃避对死的思考。但杨朱把死这一看似简单的生命事实，置于考察问题的起点。这是全部思想据以生发的逻辑前提，也是生存价值判然有别的一条严格界线。他首先认为，死具有必然性。他说:“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这是基于经验事实的明确论断。对孟孙阳“贵生爱身，以蘄不死’、以蘄久生”的问难，杨朱的回答是“理无不死”，“理无久生”。在扬朱看来，死是最本己的中断生命的事件。无论如何回避，个体生命最终要与死遭遇;其次，他认为，死具有虚无性。也就是说，死是生命的彻底终结。对生命而言，死后一无所有。他说:“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染纷，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如果说庄子以“道”使万物齐一，那么杨朱则以“死”消解了一切生存差异。而且，死的虚无性，否定了灵魂存在的可能，截断了任何宗教性的延续生命的超验幻想[④]。另外，杨朱借公孙朝、公孙穆的“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点出了死的随机性。在个体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勾连与对抗当中，死始终伴随着生命，威胁着生命。而不容置疑的事实却是，死的命运根本无法推拒，它必须由个体独自担待。所以，杨朱对死的讨论.决非重复着世俗常谈，而是以死建构了反思个体生命的严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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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有久生不死的愿望，而且始终追求着生命永恒不朽的意义。但死的必然性和虚无性，却使人的这种精神追求，充满了悖论和荒谬。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孟孙阳认为，如果承认杨朱的观点，那就会得出“速亡愈于久生”的结论。因为死使生命所拥有的一切变得毫无价值;况且人还要忍受“久生之苦”的困境。对一个非宗教信仰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脸。但杨朱批驳了这种诘难，他说:“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这就是说，死固然消解了生命，但并未因此消解生命存在之意义。死与“践锋刃、入汤火”之“速亡”或自行了断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⑤]。在杨朱看来，生是一个不能更改的事实，关键在于如何生;而死则是生存方式抉择的前提。正是死的必然性和虚无性，使禁锢生命的各种社会关系及规范，失去了存在的根据。生命本身成为价值的源泉和评判的标准。所以，“究其所欲“是生存的唯一目的，而“废而任之”则是实现这种目的的必然途径。同是以死为生存论的前提，其价值选择的结果却可能不同。杨朱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死确立了个体生命的独一无二的价值和惫义，从而给历史上的“为我”论，建构了一种全新的逻辑基础。
国学参考
但杨朱认为，世人并不真正明了“生死之道”。也就是说，在生命的流程中，死只作为一个与己相关的遥远的事件存在。“死则有臭腐、消灭”的严重性，并没有使人反思生命，从而意识到死的生存论意义。或者虽然意识到死的本己的严峻性，而有邓析所谓的“性命之重”，但最终却以“礼义之尊”超越之。无论哪一种，死作为生命价值反思与筹划的本体性质，始终被遮蔽着。这就造成两种现象。其一，是刻意求名，但其目的却是“为富”、“为贵”、“为子孙”。富在财产，贵在权位，而子孙在血脉宗族之延续。这三者虽与个体生存密切相关，但以此为目的，反而遗忘了生命自身之“至乐”：忤逆本性而受制于外物，此之谓“重囚累梏”。其二，是以成名为目的，事功等为手段。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9)(PI1979)以不朽之名超越生死，这是儒家精神的底蕴。但站在杨朱的立场，这种超越，不过是理性对生命真实的一种僭越或戕害。美厚和声色是生命的本真欲望，而功德与言教，正以抹杀这种欲望成就其名声。这样，炫世之名与生命之实，构成了无法调和的悖谬。杨朱以舜、禹、周、孔为例，指出“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又以桀、纣类比，则“彼二凶也，生有纵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以个体生命的自然本性言之，有其名则无其实，所以名也就是“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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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名的追求，源于对死的必然性与虚无性的冷漠与逃避。从而造成违背自然本性的虚假的生存筹划。功名利禄，成为生命价值的评判准则。这就是杨朱所谓“可杀可活，制命在外”者，也就是“遁民”。遁，既逃遁。不知或不敢面对死的恐俱，对生命自身进行反省与抉择，而是置身于历史与现实的理性规范当中，最终造成自然本性的扭曲与泯灭。那么，如何才能回归生命的本然状态，成为拥有“天下无对，制命在内”的精神自由性的“顺民”呢？杨朱认为，根本的条件就在于对死的深刻领悟。这种领领会透彻地揭示出个体生存的时间性本质，从而为确立生命的终级价值提供了可能性。杨朱说:“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死作为万物共同的归宿，成为考察生存的起点。死的必然性和虚无性，迫使人把目光逼向个体生存的历史，并最终把反思的焦点带入现实，以谋求当下的生存决断。他进而论道:“太古至于今日，年数固不可胜纪。但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但迟速之间耳。矜一时之毁誉，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后数百年中余名，岂足润枯骨，何生之乐哉?”死的虚无性造成了历史的虚无性，而名声的追求，正是尚未参透这种生死契机的结果。
对死的领悟，使未来、过去和现在融为一体。这种个体存在的逆向时间性反思，揭出了“名”与“生之乐”之间的矛盾。死的观照使生命自身成为价值的唯一载体，而“生之乐”就是这种价值的直接表现。但“名”作为社会规范的衍生物，无形中抵御、消解着生命的自我追求与完善。所以，去名是杨朱对死进行追问的必然结论。去名的目的在于“生之乐”，而这种生命之乐的具体内容则是“丰屋美服，厚味娇色”。那么，按照一般逻辑，名与这种衣、食、住、性等生命之享乐并非水火不容。杨朱预设问难日:“今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尊荣则逸萦，卑辱则忧苦。忧苦，犯性者也;逸乐，顺性者也。斯实之所系矣。”但杨朱的回答却是:“但恶夫守名而累实。”这就是说，名固然有顺性、逸乐的一方面，但问题是，求名和保有名声的过程，必将使生命天性异化。手段的不合法，置换了目的的纯正性。更何况“守名而累实，将恤危亡之不救，岂徒逸乐、忧苦之间哉?”如果因“守名”而危及性命，那就不仅仅是“顺性”与否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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