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圣先师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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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圣先师孔子

来源：作者：国学发布时间：2006-11-10

弟子环立，诵声盈耳，丝竹之音不绝，虽不用于政，犹自尊于时……这就是孔子晚年生活的大概场景。按常理，孔子应该看破世尘，万事皆休，在养尊处优中颐养天年了。可是，他天生就是那种忧患型人格，身为平民，却心忧天下。虽然他常常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的格言来自宽自慰，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违礼行为太多，不时撞击着他那颗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心。礼坏乐崩，僭越无度，周天子才享用的“八佾之舞”舞于鲁国大夫季孙氏之庭，周天子祭祖才使用的《雍》乐也奏于三桓之堂，引得孔子惊呼：“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当季孙氏家宰的冉有，竟帮助“富于周公”的主子大肆聚敛，把老师当年“苛政猛于虎” 的教诲置诸脑后，更是惹得孔子大动肝火，号召弟子们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各诸侯国，更是篡弑频仍，齐田氏杀掉简公，立了个傀儡君主，自代之心已昭然若揭。孔子再也无法沉默，他带戒沐浴去见鲁哀公和三桓，要求出兵讨伐齐田氏以吊民伐罪。然而，世道日非，人心不古，他的这番忧患又有什么用呢？招来的反而是“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见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张恐怕今生今世是无法实现了，那就把它留给后人吧！前人不是说过“不朽”有三吗？“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自己既不能“博施济众”以立德，又不能克敌拔城以立功，那就著书立说来立言吧。他自叹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太史公自序》）于是选编古代文献，托古见意，这就是古今流誉的删修“六经”的千古盛事！国学参考

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对六经用功深浅不等，作用不一。分别说即删订《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其于《诗》、《书》、《礼》、《乐》，在于删订。删，即删除杂芜，选录精华；订，即订正讹误，编次顺序。对这一工作，司马迁又称之为 “论次”和“修起”。《史记·儒林列传》：“孔子闵（悯）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孔子对《诗》、《书》、《礼》、《乐》的删订，大致始于中年时期，而成于返鲁之后。《史记·孔子世家》说： “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当时，孔子方 40多岁。孔子68岁自卫国回来，又继续完成修订之业，他尝自谓：“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史记》又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相传中国上古时期遗留下的文诰有三千余篇，孔子选取其中唐虞至秦穆公时的文献数十篇，加以排列整理，这就是《书》，又称《书经》或《尚书》。《诗》也如此，据传孔子从三千多首古诗中，删重去复，去粗取精，得305篇，内容涉及殷周始王和周幽王、厉王时事，称“诗三百”，孔子都配乐弦歌，重加整比。礼，古时礼节繁缛，不相统一，有 “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今传礼仪远没有这样多，可能其间也有孔子选编删取工作。乐，是声响材料，其文本今已不传，孔子订乐的具体工作不详，但从他“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的自白，已足可证明孔子正乐实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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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易》的钻研大致伴着他认识史上“50而知天命”的进程开始，随着 “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加深的。孔子自谓：“加我数年，50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易兼三才，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学易可以知晓这些形形色色的道，掌握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进入“知天命”的境界。易又充满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掌握时中的思想，这与 “中庸”如合符节，掌握这种辨证的方法论，就可以“无大过”。可见“50知夫命” 和“50以学易”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其间必然具有因果联系。从文献记载看，《史记》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世家》）《汉书》亦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特别可贵的是这些历史记载近年又得到考古发现的应证，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系辞》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足以证明孔子与《周易》曾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对《易》的贡献在于“赞”。赞，助也。《易》本卜筮之书，但其中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孔子赞之，即赞助圣贤阐发《易经》中的哲理。孔子赞易之迹，当时或付之口说，或书之简端，后来弟子集腋成裘，遂组合成十篇解《易》的文字，合称《易传》或“十翼”。易传中难免不有孔子之前的旧说和孔子之后的新说搀杂其间，但其主要的内容当属于孔子。因而《史记》明云“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说卦》、《文言》”；《汉书》亦称“孔氏为之《象》、《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直接将易传的著作权归诸孔子。国学参考

对于《春秋》则是修。在齐田氏弑君那年春天（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鲁哀公西狩获麟。麟为仁兽，有道乃见。但当时“天下无道久矣”！麟何以出现呢？就像他孔子应诞生于圣朝一样，来得都不是时候。惺惺惜惺惺，于是乎悲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吾道穷矣！”，“莫我知夫！”（《史记·孔子世家》）更加加深了他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于是想把自己的政治理想系统地表达出来，遂据鲁史记《春秋》，根据自己的是非标准，“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以褒贬历史的方法来隐微地托古见意。上自隐公，下迄哀公，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是鲁国的近代史和当代史，用人们记忆犹新的历史进行国情教育和思想教育大概是中国人的独创，而首创者则是孔夫子。《春秋》的是非标准主要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和与之相应的礼制，凡有违背，皆在讥贬之列，让正义与邪恶，昭昭若揭，通过赞扬什么、反对什么来体现他的思想和主张。因而《史记》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太史公自序》）《孟子》甚至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春秋》的写作方法（即“书法”）是“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即《史记》所谓“约其文而指博”（《太史公自序》），文字简练，寓意深刻。吴楚之君实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书曰“天子狩于河阳”，变被动受召的耻辱为主动巡视的威风。一字一句，都寄寓了孔子满腔的仁义礼乐用心，《春秋》已不再是简单的史书，不再是旧时的陈迹，而是孔子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蓝本，是孔子礼乐社会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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