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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与墨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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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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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墨子所谓“兼爱”，不仅是就“非攻”的意义而言，其所包含的内容还要深广得多。《兼爱》篇里说：“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视弟子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犹有盗贼乎？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盗？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乱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慈孝。若此，则天下治。”就这一议论看来，墨子的“兼爱”在实质上是非常接近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的；有所不同的是，孔子所谓“仁者”是指“君子”，而墨子的“兼爱”则似乎包括所有的人。正是根源于儒墨思想的这种异同，墨子才提出了诸如“非儒”、“节用”、“节葬”、“尚贤”、“尚同”等一系列表面看来不同于儒家的观点。其实，这一系列观点与其说是对儒家的批判，不如说是对儒家的补充、校正——具体说来，就是对儒家“仁者爱人”根本观点的补充、校正。
其次，在哲学文化上，《墨子》继承了西周以来的天神观，主张“天志”、“明鬼”。这应看作是墨子政治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
墨子认为，天意和鬼神都是存在的。但是，他承认这种存在，目的并不在于强调它们，而更在于用它们对人进行约束。《天志》篇里这样说：“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者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传称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称之，谓之圣王。’然则桀、纣、幽、厉其得罚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诟天，中诬鬼神，下贼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别而恶之；我所利，交而贼之。恶人者，此为之博也；贼人者，此为之厚也。故使不得终其寿，不殁其世，至今毁之，谓之暴王。’”由此可见，墨子之所以议论天意和鬼神，目的全在于为他的“兼爱”说服务。他是把“事上尊天， 中事鬼神，下爱人”这三者统一在一起的。“爱人”也就同时是“尊天”、“事鬼神”。反过来说，“贼人”也就同时是“诟天”、“诬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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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在墨子的哲学观中，在上的“天”、居中的“鬼神”和在下的“人”还有更为具体的关系。《明鬼》篇中说：“古圣王必以鬼神为赏贤而罚暴，是故赏必于祖，而僇必于社。”依照上文所引，“爱人”就是“顺天意”，即为“贤”；“贼人”就是“反天意”，即为“暴”。那么，对“贤”和“暴”应该怎样处置？墨子的答案是：“必以鬼神”。这就是说，“鬼神”是沟通“天”和“人”的中介，因此，也是依照“天意”对“爱人”或者“贼人”进行“赏”或者“罚”的手段。
众所周知，“子不语怪、力、乱、神。”墨子提倡“天志”、“明鬼”，无疑也具有对于儒家哲学进行补充、校正的意味。
除了社会政治观、哲学观以外，墨子的自然观在先秦诸子中也称得上独树一帜。据传，墨子在当时是与公输般（鲁班）齐名的能工巧匠，在生产和制作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上他非常善于动脑，悟性很高，所以在自然科学上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墨子》一书中就有不少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如《经上》篇：“力，形之所以奋也”——力，是形体发生变化的原因；“梦，卧而以为然也”——做梦，是人入睡之后想当然的结果；“法，所若而然也”——法则，是所要遵循又必须这样做的；“为，存、亡、易、荡、治、化”——事物的运动，可以分为存在、消失、改换、动荡、增长、变化等几种。《经下》篇中还有几则专门谈到了光学知识：“景不徙，说在改为”——影子（景通影）本身不会变化，它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光线变化而引起；“景二，说在重”——影子有本影和半影两种，这是因为影子有重迭；“临鉴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说在寡区”——人对着镜子站立，如果镜子里人的影子是倒（到通倒）着的，而且大的东西在镜子里变小了，这是因为镜面小而且有一定的凹度。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也许已经显得很平常了，但是在2000年以前却是非常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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