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佛学化与道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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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佛学化与道教化

来源：作者：国学发布时间：2006-11-09

其《公羊》、《觳梁》二传，儒者多不厝怀。《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诸儒如权会、李铉、刁柔、熊安生、刘轨恩、马敬德之徒，多自出义疏。虽曰专门，亦皆相祖习也。"由此可见，北朝虽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社会整个文化素质或许无法与南朝相比，但由于北方地区学术传统的固有影响，北朝儒学不仅较为纯正，而且甚为发达，人才辈出，儒家诸经典差不多都由专人传授和研习。

当然，北朝儒学的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相对说来以北魏最盛。这不仅因为北魏的统治时间较长，拓跋氏的汉化程度最深，统治者大量任用汉人硕儒，有意识有目的地提倡和促进拓跋氏的汉化和儒学的复兴，而且由于北魏的统治中心长时期位于凉州一带，因而极易受到大量避居此地的中原十人的影响。因为永嘉之乱后，凉州--带成为中原十大避难的集聚地之一，中原文化的重心亦移于此处。而前凉的统治者张轨，不仅出身于汉族，而且其家族亦以儒学为业。因此，张轨在统治凉州时极力提倡儒学，课农桑，拔贤才，置崇艾祭酒，征九郡胄子数百人，设立学校专门训练之。而西凉的统治者李高，亦为汉族儒学世家出身，故而在他的统治下，凉州儒学不仅没有中断，且有相当重要的发展。其统治方略、方法及形式据《北史·李高传》看，都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所有这些，不能不对凉州归顺北魏后的北魏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北魏统治者的个人情况看，魏道武帝拓跋跬初定中原，便开始认识到儒学的治世功能，决定以经术为先，重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其后明元帝拓跋嗣不仅倡导儒学，支持儒学的发展，而且本人亦严重汉化，好览史传，以为刘向所撰《新序》、《说死》，于经典正义多有所缺，乃亲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对其后北魏统治者重视儒学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于是到了献文帝弘、孝文帝元宏时，北魏统治者便顺理成章地推行更大规模、更为自觉的汉化运动，北魏儒学的盛况确实一度"比隆周汉"，人才济济。 zgwww.com

由于历史传统的惯性作用，北魏儒学的发展对其后北朝诸代也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经过北魏那么多年的学术准备，到了北齐、北周相继统治北万时，确实涌现出一大批甚有影响的名儒，如前已提及的卢景裕、李同轨、徐遵明、刘献之、李业兴、郭茂等人，不仅学贯五经，而且差不多都能开宗立派，独有心得。如徐遵明，先后师事王聪、张吾贵、孙买德等名儒，学通《毛诗》、《尚书》、《礼经》等重要经典，但总觉诸师解说"毛高而义无检格，凡所诉说，不惬吾心"，于是发愤师心自学，潜心六年，遍读诸经，终于成为一代名儒。《北史·徐遵明传》说:"是后教授门徒，每临讲坐，先持经执疏，然后敷讲。学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魏齐之际名儒，大都出其门下。详情请参见前引《北史》卷八十一《儒林传序》。

北朝大儒徐徐遵明之外，最值得称说者为刘献之。据《北史·刘献之传》，献之少而孤贫，雅好诗传，曾受业渤海程玄，后遂博观众籍，终成一代名儒，为海内所宗。"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六艺之文，虽不悉注，所标宗旨，颇异旧义。撰《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行于世。并立《章句疏》=卷。"故而《北齐书·儒林传序》说:"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博陵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足见刘氏亦为当时儒学大家。此外，北朝大儒值得一提的还有李业兴、李铉、沈重、熊安生等。但就其实际学术成就而言，北朝儒者对儒学发展的功劳主要限于对汉魏之前儒家经典的整理与传承。汉代经学流至魏晋，学者兴趣久已转移，又中经战乱，许多重要经典毁失殆尽。魏晋人虽多有整理，然亦难免疏漏。诸如《大戴礼记》及《仪礼》等，如果不经北朝儒者之整理，恐怕很难传诸后世。《大戴礼记》的主要整理者为活动于北魏、北周时期的著名学者卢辩。《大戴礼记》是研究中国上古社会情况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如其中的《孔子十三朝记》和《曾子》十篇之于儒家学说的探讨，《五帝德》、《帝系》之于上古世系的考察，《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公冠》之于古代礼制的研究，都是儒学史上相当重要的文字。相传这部书是由西汉时礼学名家戴德选编，为与戴德从兄之子戴圣选编的《小戴礼记》相区别，故名《大戴礼记》。其实这部书的真正编定大约在东汉时期，但所收的八十五篇文字大都产生于公元之前，其中有许多篇可能是属于战国时期的作品。但是，由于这部书在东汉时期几乎无人问津，更由于《小戴礼记》由郑玄作了相当出色的注释，遂使《大戴礼记》至南北朝时已快淹没无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卢辩出而为之作注，方便这部重要的典籍流传于世并为士人所知川周书·卢辩传》说："辩少好学，博通经籍，举秀才，为太学博士。以《大戴礼》未有解诂，辩乃注之。其兄景裕为当时硕儒，谓辩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于此可见卢注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卢辩为《大戴札记》作注释，恐怕这部重要的儒家思想典籍早已全部亡佚了。总之，北朝儒学虽然在思想史上贡献不大，但其在儒家经典的整理、注释和传承方面确实作过相当重要的工作，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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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说，北朝的儒学特征确实比较纯正，基本能够严守汉代经学重训话的传统。但是，由于此一时期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在南朝甚有影响的三教冲突与融合的现象在北朝并非毫无反应。事实上，在北朝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儒释道三教并立和并重，儒学虽然严守自己的学统，但又不能不面对释道工教的挑战与冲击。尤其是北朝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因而他们对来自域外的佛教以及中国本土的思想异端道教，更容易建立感情。北魏拓跋氏政权自道武帝开始即一直信奉佛教，有意识地利用佛教以收拾人心，巩固统治。因此在北魏统治的早期，佛教在政治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到了魏太武帝拓跋惹的统治时期，"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因篙山道士寇谦之及司徒崔浩的进言，遂于太延四年(438)三月，令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概还俗，以充军役。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又禁止官民私养沙门。七年二月，四对盖吴义军用兵，发现长安一寺院收藏兵器和官民寄存的很多财物，因此怀疑僧徒与起义有关，遂再次听从崔浩的建议，命尽杀长安及各地沙门，焚毁经像。此即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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