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佛学化与道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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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佛学化与道教化

来源：作者：国学发布时间：2006-11-09

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儒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佛教化。在南朝时期，宗教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儒佛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由于儒佛之间的冲突背景，儒学在与佛教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也曾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亲近，以期结盟联合抗衡佛教的势力。

从道教方面看，由于其产生于儒学被定为一尊的汉代，因而在其一开始虽然不断高扬老庄的旗帜，但其在思想资源和体系建构上不能不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道教的创始人之一的张角所奉行的《太平经》，虽然"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但仔细分析起来，也确乎吸收不少儒家的道理，明显表现出儒道合一的思想特征。它赞扬儒家的三纲六纪时说，"三纲六弛所以能长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常吉"，因此它要求其信徒应当遵循"父慈、母爱、子孝、孙顺、兄良、弟恭"等基本伦常关系原则。道教几乎从一开始便表现出的儒学化倾向，正是后来儒道之所以能够合一以抗拒佛教的内在思想依据。

再者，道教所奉行的思想权威主要是老子之学，而这一背景又恰好与魏晋玄学家们的思想倾向相契合，因此当魏晋玄学兴起之后，玄学家们的思想结构中实在包容相当多的道教因素。像魏晋玄学的开创者何晏，便竭力期望将儒家经典《论语》与《老子》沟通起来，他的《论话集解》就思想本质而言，实在是以老解儒以道解儒的典范。至于玄学中的重要人物王弼，其思想基本出发点也是以道解儒，将孔子老子化。他如阮籍、嵇康，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基本命题便表现出相当浓厚的道家意味。所有这些，都为儒道合一联合抗衡佛教的努力提供了可能。国学参考

儒道合一在东晋之前还只是某些思想的沟通与融汇，儒家学者真正从儒学的立场走上道教的立场，还是从东晋的葛洪开始。据葛洪《抱朴子》"自叙"，他早年也是儒家学术的忠实信徒，"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孤陋寡闻，明浅思短，大义多所不通。但贪广览，于众书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既性暗善忘，又少文，意志不专，所识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纯儒，不中为传儒之师。"由此可见，他之所以抛弃儒学而转向道家，并不仅仅出于个人爱好，而是时代和社会思潮使然。这一方面反映了儒家文化僵化与式微的一般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新起的道教确实存在吸引人的东西。正如其在《抱朴子》“序”中所说："道士渊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难，又无可咨间。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为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举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谓之妖妄之说见余此书，不特大笑之，又将谤毁真正。"足见其对道家"长生之理”的倾心以及对传统儒学的厌恶。

国学参考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葛洪对儒学全面排斥。事实上，他对儒学的厌恶只是传统儒学的僵化部分，他对道教的倾心也只是倾心道教中那些可以纠正可以补充儒学不足的内容，他并不是真的耍彻底葬送儒学，而是期望以道教的积极思想挽救儒学，重建以道为本、以儒为末、儒道合一的新体系。他在《抱朴子·塞难》中评估儒道工家时说:"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慧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通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谈者咸知高上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浇散，何独重仲尼而轻老氏乎?是玩华藻于木末，而不识所生之有本也。…且夫养性者，道之余也;经世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而易俗，不惟揖让与盘旋也。所以遵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在这里，葛洪对儒家学术独霸意识形态深表不满，同时他并不否认儒家学术在经世、移风易俗方面约有用性，只是这些有用性都是大淳之流，而不是道之本，不是万殊之源，因此葛洪所期待的理想的意识形态，便是以道为本，以儒为末，本末互补与互用。新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在葛洪的期待中就是儒道双修，内神仙而外儒术，内外并用。他在《明本》中谈到这一构想时说，“夫升降俯仰之教，盘旋三千之仪，攻守进趣之木，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外物弃智，涤荡机变，忘富迁贵，杜遇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儒者祭把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攘邪。儒者所爱者势利也，道家所宝者无欲也。儒者汲汲于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独善。儒者听讲者，相研之簿领也。道家所习者，道情之教戒也。失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朱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为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小异之理，其较如此，首尾污隆;末之变也。"换言之，儒学虽有不足和缺陷，但其功能的有用性必须承认，只是这些功能的真正发挥，在葛洪看来应该建立在以道为本、儒道互补的基点上。这样，便可像他在《释滞》中听期望的那样:"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 国_学_参_考

儒道互补、内外双修是葛洪的理想;怎样才能真正弥合儒道之间素来存在的理论冲突，则是这一理想能否实现的关键。为此，葛洪将儒家伦理引入道家的思想系统，有效地解决了早期道家与道教欲达到修炼的目的而掘绝人间事务的矛盾。他在《对俗》篇中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样一来，便将道教追求肉体成仙和精神解脱与儒家在现实生活中追求理想的道德境界的内在冲突基本调和，对后来的儒道合一、三教合流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遵循葛洪的致思倾向，南朝在葛洪之后的一批道教学者如陆修辞、陶弘景等人都曾致力于研讨儒家经典，以便把儒学引入道教的思想体系，从而使儒道工教真正融汇无碍。刘宋时著名道士陆修静在整顿天师道组织、制定道教科戒制度和斋蘸仪式的过程中，便曾大量吸收儒家的礼法制度和礼法精神，强调"道以斋戒为立德之根本，寻真之门户。学道求神仙之人，祈福希庆祚之家，莫不由此。"

以为教徒们在接受"科禁威仪"的训练之后，便能知法守法，确保家国太平。他说:"夫斋直是求道之本，莫不由斯威矣。此功德巍巍，无能比者。上可开仙得道，中可安国宁家，延年益寿，保于福点，得无为之道。下除宿惩，赦(见)[现)世过，救厄拔难，消灭灾病解脱死人忧苦，度一切物，莫不有宜矣。"这样一来，道教信徒在追求肉体成仙的过程中，便不易与现实世界、与儒家伦理发生太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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