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学的佛学化与道教化
|
|
来源：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6-11-09
|
|
与葛洪、陆修静的思想倾向相似，齐梁间道士陶弘景在把儒家的宗法制度、伦理观念引入道教理论和教规中的同时，更主张三教合一，以为"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为此，他精研儒家学术，著有《孝经论语集注并自立意》、《三礼序并自注》、《注尚书毛诗序》等，以儒家义理作为道教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据研究，他在《真灵位业图》中之所以把道教的真灵分为若干等级，除了现实生活的启示外，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传统儒家的等级伦理观念。他在《真灵位业图序》中说:"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级干亿。若不精委条领，略识宗源者，…岂解士庶之贵贱，辨爵号之异同乎?"显而易见，陶弘景是站在宗教神学的立场证明等级制度的合理，而这一点与儒家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证明等级制度的必要性相比较，正是殊途而同归。
总之，南朝儒学在面对佛道三教的挑战时，并没有一味退却，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独霸地位虽然有所改变，但佛道三教并没有能力取儒学而代之，三教冲突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裂痕渐渐地弥合，相互之间的融合与吸收逐步加强，相互排拒越来越少，于是为后来的三教合流提供了可能。
大约从东晋开始，由于中国政治的分裂，儒学分为南北二宗，在学术上的差异甚为明显。大抵说来，由于南朝偏安江左，政治前景暗淡，儒家学者除谈玄说室外，尤其倾向于以老庄玄学作为人生道路的取径，于是南朝儒者在阐发经义时，大多不拘章句、家法，或引道佛大儒，或三教荣宗。"而北朝则不然。自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刘元海据离石称汉，到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统一北方，整个中国的北半部，基本上处于民族纷争的混战状态，史称"五胡十六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南北依然分治，中经几次政权的更迭与转移，至隋朝南北再次统一。在这长达几百年的过程中，北朝不仅在相当时期内是儒学的一统天下，而且儒学的学风也较南朝更为纯正。这其间的原因，除了学术精神的传承性之外，一个最重要的背景，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面对中原文化而不得不进行的一次汉化过程。考诸史实，除北齐高氏自称汉人(其实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外，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统治者绝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入主中原之后，为了站稳脚跟，既要加强对文化素质较高的汉民族的控制，也要充分吸收中原汉文化成就，尽快缩小胡汉在文化上的差距，以便取得汉族士人的合作与支持，从而抬高他们在中原地区的形象，巩固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从留居中原的汉族知识分子方面说，他们既要面对"非我族类"之少数民族统治的现实，又很难从心理上真的接受这种现实。于是，他们只能运用儒家"以夏变夷"的传统手法，希望通过传道解惑、灌输儒家文化，使少数民族统治者能够比较快地接受和采纳汉族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据《魏书·儒林列传序》: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客，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而契之所感，斯道犹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强蓬革;鸿生硕儒之辈，抱器晦己。太祖(道武帝拓跋跬)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重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干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主员至三干。岂不以天下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为国之道，文武兼用，豌才成务，意在兹乎?圣达经猷，盖为远矣。四年春，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莱于先圣、先师。太宗(明元帝拓跋嗣)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始光三年(426)春，别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显祖(献文帝拓跋弘)天安初(466)沼立乡学，郡置博十二人，助都二人，学生六十人。后沼，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太和(477~499)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沼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高祖[孝文帝元(拓跋)宏]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芬、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历词翰，莫不縻以好爵，动贻赏眷。于是斯文郁然，比隆用汉。”
zgwww.net
此可见儒学在北方的发展盛况，亦可知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汉化过程。在学风上，北朝儒学不似南朝儒学与释道结合求导创新，而是趋于重蹈汉末的学术传统，以接受、应用并宣传儒家经典为主要任务，因而其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并不是要追求新奇的思想，从事新的创造和体系建构，而是要弄清儒家经典中固有的典章制度、思想学术的基本内容，具有相当明显的实学倾向。赵翼在《甘二史札记》卷十五《北朝经学》中说，"六朝人虽以词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专门名家。盖自汉末郑康成以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流风所被，士皆以通经积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虽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亦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之。…可见北朝偏安窃据之国，亦知以经术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盛，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可见北朝学风就总体而言，尚更多地保持汉代经学尤其是东汉古文经学纯朴求实的学术风尚。
北朝以儒家经典的传授、理解为主要风尚，大致情况略见于《北史·儒林传序》，"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虐《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郑玄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权会早入邺都，郭茂恒在门下教授，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师训盖寡。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于屯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勃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彪《义疏》，乃留意焉。其《诗》、《礼》、《春秋》，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传业于李铉、祖俊、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董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画、熊安生。安生又传孙买晖、郭仲坚、丁恃德。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虔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彤、刘画、鲍长宣、五元则并得股民之精微。又有卫凯、陈达、潘叔虔，虽不传徐氏之门，亦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兼更讲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
共7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收藏]
[ 推荐]
[ 评论(0条)]
[返回顶部]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