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佛学化与道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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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佛学化与道教化

来源：作者：国学发布时间：2006-11-09

太武帝对佛教的打击，得益者当然首先是北魏政权，但如果站在三教冲突的立场上看，则与道教的兴盛及道士寇谦之和儒学信徒崔浩的作为有关。因为，在此之前北魏的统治者对儒学的政治功能已深有了解，久已意识到儒家学说对于鲜卑统治者强化皇权、笼络汉族士人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因而儒学在北魏早期受到相当的尊重。至于佛道三教，由于是北魏统治地区最为流行的民间宗教，因而太祖道武帝、太宗明元帝等北魏早期统治者也都先后表示相当的尊重，置仙人博士、玄仙坊，煮炼百药。到了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嵩山道士寇谦之遂利用太武帝"锐志武功"的心理，于泰常八年(423)十月造作迎合北魏统治者需要的神书《录图真经》，并与司徒崔浩联合建议打击佛教势力，独尊道教。

而崔浩之所以赞赏寇谦之的"法术"，又与崔氏自身的情况有关。崔浩为北方第一高门清河崔氏的后人，其家族自汉以来不仅历代冠缨满朝，倍受宠信，而且实为儒学世家，崔浩也素以当时北方儒学正宗自谢。他一方面对佛教的兴盛深恶痛绝，主张以儒家思想排斥佛教，另一方面也深知儒学的力量不足以将佛教彻底排斥，因而他虽不喜老庄之书，却又对方术具有相当的兴趣。于是，当寇谦之向他提出联手打击佛教时，正在被迫赋闲的崔浩很自然地觉得机会来了。据《魏书·崔浩传》:"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而问焉。浩纤妍洁白，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既得归第，因欲修服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之。"可见崔浩之所以答应帮助寇谦之攻击佛教，实有自己的目的与考虑。国_学_参_考

基于此种背景，崔浩在上太武帝书中着力宣扬寇谦之的符命之说，并竭力诋毁佛教，也确实收到一定的效果。《魏书·释老志》载:"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探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静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再加上因盖吴起义而发现的寺院内的问题，于是帝怒沙门非法，沼诛长安沙门，并宣布"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纯德于天下也。日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由此可见，北魏太武帝之所以决心摧毁佛教，除了政治的原因外，实与当时儒释道三教的利害冲突有着重要的关联。

太武帝灭佛当然是对北朝佛教的重大打击，但实际得益者并不必然是儒道二家。因为不仅在此事不久崔浩及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等北方门阀大族被太武帝借故处死或灭门，而且寇谦之及太武帝本人也都在此前后先后去世。文成帝拓跋于452年继位后立即宣布复兴佛教，因此三教的冲突并没有因为太武帝灭佛而获得根本解决，此后的北魏统治者基本上都持三教并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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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武帝灭佛后不到一百年，北魏孝静帝(534~550)时分裂成东、西二魏，高欢迁孝静带到邺都，成为东魏，西魏则都长安。继东魏政权的是北齐，而北齐诸帝多半好佛，佛教在北齐又有较大发展。代西魏政权的是北周，北周虽然承袭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影响，佛教一时衰歇，但西魏与北周诸帝也颇好佛，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到了北周明帝(557~560)年间佛教又有相当大的发展，当时名僧昙延、道安被誉为"玄门二杰"，南方来游关中的学僧也为数不少。

佛教的大发展不仅导致寺院与世俗政权的经济利益冲突，而且佛教的过分兴盛也势必破坏三教并立并重的格局，引起三教之间的新冲突。因此，当武帝维明帝而立之后，北周政权实在不能再容忍佛教的发展，于是又发生北周武帝灭佛的事件。

北周武帝(560~578)是北朝末年有作为的英主，他为了适应当时社会趋于统一的大势，积极推行汉化改革，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在意识形态上也格外重视儒家礼教，希望以儒家思想统一三教。北周天和四年(569)二月，武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二千余人讨论释老义，"亲量三教优劣废立"，又令司隶大夫甄鸾"详佛道二教，定其先后深浅同异"。于是甄鸾撰《笑道论》献上，嘲笑通教三洞真经伪妄及道法浅陋;僧人道安作《二教论》，宣扬儒佛二教一致，佛教炼心为内教，儒教救形为外教，而"道无别教，即在儒流"。此次讨论的本意在武帝本欲借道教而废斥佛教，结果武帝除了将甄鸾的《笑道论》“于殿庭焚之”外，废佛之议并未能成立。 zgwww.cn

又过了三年，即北周建德元年(572)春正月戊午，武帝幸玄都观，亲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武帝再次试图扶道废佛，不料是年有愿果寺僧诣阙，著论攻击道教所说老子、尹喜西度化胡。结果武帝的目的又未能如愿。翌年十二月，武帝再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辩释三教先后，结果宣布"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以行政手段确立三教的位置，当然难以使佛教徒真诚信服。于是到了建德三年(574)五月丙子，武帝下沼再集诸僧道论难，并敕道士张宾出面与僧人智炫辩论，智炫理力争，武帝大怒而退，并下令"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既而又玄通道观，简取佛道二教名人一百二十人，并令衣冠笏履，称为通道观学士，命通阐三教经义。后三年（577)，北周灭齐，攻占邺都，又毁齐地废教，夺寺庙四万，僧徒三百万人悉令还俗，从而最终完成北周武帝毁佛的全过程。

武帝灭佛并不单纯是世俗政权与佛教的冲突，事实上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除武帝笃信儒道外，和三教不断地争宠互斗密切相关。然而，信仰的问题并不能靠世俗权力解决，因此当武帝于灭佛之后的第二年去世不久，继其而立的宣帝不能不屈从还俗僧人的压力，允许佛教恢复，佛教再次取得合法地位。三教并立并重的格局至隋朝建立都末被打破。 ZGWWW

通观北朝三教争宠互斗及二武灭佛的全过程，我们发现主要原因是佛道之间的冲突，而儒学在其间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作用。儒学作为一种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政治学说，它理所当然地不愿过分介入宗教冲突。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一全部过程，我们又比较容易地感到儒学不仅是在利用道教反对佛教，而且自身在坚守';正学统的同时，也委实多少掺杂了一些"胡化"的成分，即期望自身的学术改造，毕便更好地赢得统治者的欢心和支持。比如崔浩虽然出身于儒学世家，并以儒学正宗自谢，但他之所以对寇谦之新道教表示窍忍、赞赏和支持，除了个人爱好外，也可说朋他的所谓"儒学正宗"并非真的纯正。再如北朝名儒刘献之，他在倡导儒学的同时，也不能不受到佛道二教的影响，他在生命最后岁月所注而未完成的一部书，便是佛教的重要典籍《涅经》。像刘献之这种情况，在北朝儒者中所在多有，值得重视。因此我们说儒学在北朝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胡化与汉化同步"的过程，它一方面加速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受到备少数民族及佛道二教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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