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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玄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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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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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废郑学的学术目的没有达到，但是他鉴于儒家文化的深刻危机而在思想体系重建方面的无意努力，倒是应该引起思想史的重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他假藉圣人名义而炮制的那些儒家"元典"，我们便不难发现这些东西实际上也和真正的早期儒家思想相差甚远，而带有明显的魏晋气息。他在《孔子家话·大婚解》中假托孔子之口回答君子何贵乎天道时说："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天道已带有浓厚的道家无为学说的思想印痕，和早期儒家的自然天道观具有相当的不同，其目的也只在于说明天道就是无为，顺应天道也就是足效法自然来治国、驭民、固位和保身。基于这种认识，王肃当然反对早期儒家关于天命的说法，他在《孔子家谱·五仪解》中回答"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的问题时又假孔子之口说："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做人主者也；寤梦征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败，寤梦不胜善行，能如此者，至治之极也。"以为善政善行才是天下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显然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倾向，而不似早期儒家尤其是郑玄，当对一些问题无法解释时，便每每归于不可知、不可信的神秘力量，或谶纬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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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种人文主义的考虑，王肃理所当然地反对传统儒家关于屈己修身与治国平天下内在关联的分析。他认为这是两个有一定联系但不具有因果关系的问题，屈己修身可以使天下安宁久治，但并不必然导致安宁久治。他在《孔丛子·抗志》中假子思之口回答"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贫贱乎?"的问题时说："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道。"这样一来，便将做人与做事截然分开，与其屈己而为事，不若堂堂正正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于此，我们不难感到魏晋思想的浓厚气息，那就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王肃的思想倾向代表了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过渡环节，但就王肃思想的根本宗旨来说，他并非有意要拆解儒家文化的大厦，他之所以不惜以伪造经典的手段来攻击郑玄，就其本意而言是为了补台，而非拆台，是不惜一切手段重建儒家精神，重振儒学雄风。可惜由于时势使然，王肃学术的实际效果走向自己主观意志的反面。
和王肃的学术倾向与实际效果比较相像的在魏晋早期还有刘表的所谓"荆州学派"。这一源的主观目的和王肃一样也是为了克服两汉烦琐经学所造成的儒学危机。据王聚《荆州文学记官志》说："有汉荆州牧曰刘君，稽古若时，将绍厥绩。乃称曰：于先王之为世也，则象天地，轨仪宪极，设教导化，叙经志业，用建雍泮焉，立师保焉。作为礼乐，以保其性；表陈载籍，以持其志。上知所以临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德无悸，然后太阶平焉。夫文学也者，人伦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王业从事宋衷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动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期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由此可见刘表荆州学派的为学宗旨依然是期望在儒学内部花样翻新，在不违背儒学根本宗旨的前提下从事体制内的改革，从而使儒学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回应现实社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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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学派有刘表这样的地方实力人物作为后盾，因而容易在一定范围内取得预想的效果。仍据王粲说："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命，总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襄襄如也，兢兢如也。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大路咸秩，百氏备矣。"也就是说确实在一定的区域内恢复了儒学的气势，当然也有助于凝聚人心，重新发挥儒学意识形态本有的功能。
但是，儒学气势的真正恢复与重建毕竟不能囿于一时一地，即便在政治分裂的情势下，传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理想都制约或推动儒家意识形态本有的扩展性。因此儒学功能的真正发挥在荆州学派的思想家们看来，并不能限于一时一地，一时一地的成功只是--种区域性的试验，而问题的关键仍然是能否对儒家精神作出一种全新的解释，从而使之满足社会对理论的需求。为此，荆州学派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基本抛开汉儒对儒家经典的烦琐分忻，重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仍据王粲说，荆州学派的学者们一般认为，"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纪言，而诂训庄味；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周书》， 风裁兴，藻词谲喻，温柔在涌，最称衰矣。《礼》以立体据事，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生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宇见义，玉石六益 ，以详备成文，雅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婉章志晦，原已遂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则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一句话，早期儒家元典并没有汉儒所说的那样晦涩，当然也不需要汉儒那种皓首穷经、动辄数百万言的解释。儒学只是一种人生观念，它只是在讲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
国学参考
至于荆州学派究竟信奉什么样的人生道理，即他们究竟是如何论释儒家经典的，因材料阙如，我们无法作更多的推测，但据《南齐书·王僧虔传》所载僧虔之《诫子书》，似乎荆州学派对儒家学术的义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已与魏晋玄谈的主旨极为相近。《诫子书》写道："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妆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印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耶?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袤》，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身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末窥其题目，末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袤》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据此，基本可知荆州学派《八袤》的论旨即便与魏晋玄谈的主旨不完全相同，但必定有其相近或相似之处，否则，王僧虔也不会将之与魏晋名士的著作等量齐观以告诫弟子。
总之，荆州学派与王肃学术一样，在本意上或许是出于儒家经学沉沦的考虑而起而教之，但时势使然，他们不仅没有使儒家经学重振雄风，反而不自觉地为汉代经学送终，不自觉地成为新时代的新人物。虽然尚不能说他们就是魏晋时期的玄谈名士，但他们的思想确实体现了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某些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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