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玄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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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玄学化

来源：作者：国学发布时间：2006-11-09

魏晋时期的儒学玄学化倾向终于导致了经学的沉沦。然而这样说也并不意味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毫无成就。事实上，在今存《十三经注疏》中，除了汉代学者的七部经注、唐代学者的--部经注外，其余五部均为魏晋学者所作。如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范宁的《春秋觳梁传集解》、郭璞的《尔雅注》韩康伯的《系辞注》，以及梅赜所献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等，都颇负盛名，在经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王弼、何晏的经学著作我们在讨论他们的玄学思想时还会提及，此处让我们先来看看魏晋时期《春秋》学的研究。我们知道，《春秋》学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焦点，故而魏晋时期的《春秋》学研究，基本上是承继今古文之争之余绪。杜预在《春秋序》中说："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是丘明之《传》有所有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觳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玉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显而易见，杜预的《春秋》学实际上是站在汉代古文经学家的立场上视《公》、《觳》为异端，《左传》为真解。 zgwww.net

和杜预的立场相似，范宁在探讨《觳梁传》的时候，严守《觳梁》立场，对汉代以来《觳梁传》研究者杂引《公》、《左》的做法深为不满。他在《春秋觳梁传集解》自叙中说，"升平之末，岁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轸，顿驾于吴，乃帅门生故吏，我兄弟子侄，研讲入籍，次及三《传》。《左氏》则有服、杜之注，《公羊》则有何、产之训释。《觳梁传》者，虽近十家，皆肤浅朱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于是乃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昊天不吊，大山其颓，匍匐墓次，死亡无日，日月逾迈，跂及视息。力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业未及终，严霜夏坠，从弟凋落，二子泯没。天实丧予，何痛如之!今撰诸子之言，各记其姓名，名曰《春秋觳梁传集解》。"也就是说，《觳梁传集解》虽署名范宁，但实为范氏数代及其门生故史集体劳动的结晶，在学术立场上虽末重提今古文的分歧,但分明是站在《觳梁》的立场上，排斥《公》、《左》二家之学。

《春秋》学的研究在魏晋时期除杜、范之外还有多家，各家之间的冲突与分歧除了承袭先前的备家立场外，也确实使《春秋》学的研究有所深入。如晋代学者京相的《春秋土地名》、徐递的《春秋左传音》等，都对《春秋》学的研究有相当推动。在三《传》的争论中，《左传》学差不多每每占上风，故而在晋元帝时有荀崧以太常博士的身分上疏为《公》、《觳》二家争立博士。《晋书》卷七十五《荀崧传》说："元帝践阼，……使崧与刁协共定中兴礼仪。……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貌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共《仪礼》、《公羊》、《觳梁》及郑《易》皆省不置。菘以为不可，乃疏曰：自丧乱以来，儒学尤雾，今处学则阙朝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俊。"在谈到《春秋》学各家的情况时，荀崧说："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三妒，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如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左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具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纸末，以发明经义，信多奇伟，学者好之。称公羊高亲爱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董仲舒之所善也。觳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世。向、歆，汉之硕儒，犹父子各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义约，诸研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是以三《传》并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废。今去圣久远，其文将堕，与其过废，宁与过立。臣以为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趣，案如三家异同之说，此乃义则战争之场，辞亦剑戟之锋，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学。"于此可见，三《传》之争犹如东汉初年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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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从三《传》研究的实际情况看，魏晋时期的三《传》之学一如东汉，实在是相互排斥与相互吸收的过程，并明显表现出三《传》合流的倾向。《晋书·刘兆传》载，刘光"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十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日《全综》，《公羊》、《觳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这是汉代以来最为明显和最为实际的三传合一。同书同卷《汜毓传》也说："于时青土隐逸之士刘光、徐苗等皆务教授，惟毓不蓄门人，清静自守。时有好古慕德者咨询，亦倾怀开诱，以一隅示之。合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等。可见三《传》合流为一时风尚，并非个别人之所为。

魏晋时期的经学研究除《春秋》学之外，最为热门的是《易》学，王弼，何晏等人的《易》学成就由于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且已严重玄学化，故而我们在此暂且不论。除了他们之外，魏晋时人韩康伯、干宝等都在《易》学研究上作出相当的成绩，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易》学研究的发展。

《尚书》学研究在魏晋时期并不算太发达，但此时出现的孔传本《古文尚书》则是当时经学研究上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孔传本《古文尚书》约亡于魏晋之交，但不久却又复生。《隋书·经籍志》说："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说得更明白："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徼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学徒遂盛。……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灭亡，而《古文孔传》始兴，置博士。"于是到了唐代，孔颖这等奉敕撰《五经正义》，于《书》独取孔传本《古文》，其《尚书正义字》且说："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江左学者，咸祖述焉。"但是到了宋明之后，人们却发现这部一度畅行于性的书原来足魏晋人的伪造。于此也可见儒学在魏晋时期的遭遇以及儒家学者不惜一切手段重振儒学雄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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