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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玄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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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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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王弼没有以道代儒的思想企图，他们的个人行为方式当然也不似此后那些彻底不拘礼俗的放荡之士，而带有相当浓厚的儒家气象，这些都是事实。问题在于，何、王二人毕竟是首开儒道合一玄学取向的重要人物，他们援道解儒虽然给儒家学术带来若干的新气象、新精神，但是他们将早期儒家最具现实功利色彩的伦常之道解释为道家的自然无为之道，且每以道家的虚无为本，以儒家的仁义礼乐为末，主张圣人体无，视"无为"为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这样一来，尽管使儒学比较容易地摆脱汉儒神秘、烦琐、迂腐的经训形式，开出儒学重义理而疏训话的魏晋新学风，使儒学在理性比的通路上获得了新的拓展，但是如果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发展，则势必推导出重道轻儒乃至取道废儒的思想异端。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宁对何、王的指责固属过分，然如果注意到何、王思想的消极影响一面，也不能不说范宁的批评自有一番道理。据《晋书·范宁传》说："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曰：‘……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扌晋 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软！昔夫子斩少正于鲁，太公戮华士于齐，岂非旷世而同诛乎！桀、纣暴虐，正足以灭身覆国，为后世鉴戒耳，岂能迥百姓之视听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璃魁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小，迷众之愈大也'。"显而易见，范宁虽然对何、王的思想及行为多有不满，但他站在卫道的立场上，真正担忧的还是何、王的思想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而不是何、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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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何、王援道入儒的学术思路，受其"波荡"的"后生"们走得更远，他们越来越觉得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是真正的人生最高境界，当然也越来越觉得儒家名教值得进行批判。于是便有阮籍、嵇康等人所表现的强烈思想异端，他们把何、王等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推向极端，且极力贬斥名教，大胆倡言"越名教而任自然"。而这些正是范宁等人所忧虑和指责的东西。
阮、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是何、王思想的逻辑继承和发展，也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必然产物，我们知道，阮、嵇的时代是中国政治变化最为急剧的时代之一，汉魏的禅让，魏晋的禅让，这一幕幕政治闹剧无一不打着儒家名教的旗号，而这些政治弄权者的个人行为则与儒家名教的基本要求相差甚远，名教只是成为统治者的遮羞布。这些具有儒学正统思想的名士们耻于与这些政治家合作，"恨乌及屋"，于是乎便把统治者的"遮羞布"彻底掀掉。据《三国志》卷二十一，阮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裴注引《魏氏春秋》也说，阮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性。究州刺史王施请与相见，终日不得与言，昶叹赏之，自以不能测也。太尉蒋济闻而辟之，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以疾归田里。岁余，爽诛，太傅及大将军乃以为从事中郎。后朝论以其名高，欲显崇之，籍以性多故，禄仕而已，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国_学_参_考
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时率意独笃，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如果我们仔细体察这些矛盾的性格、矛盾的行为，以及阮籍不得已而作出的各种选择，我们应该相信，阮籍对儒家省教的批判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但他所批判的内容与他所要归复和所要恢复的东西，恐怕相当复杂，并不意味着他对儒家学术已彻底失望。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他不满意于统治者对省教的利用，他也不满意后儒对名教的曲解与发挥，基于前者，他不能不对名教有所批评；鉴于后者，他又期望超越后儒，复旧先儒，真正回到早期儒学的形态中去，于是在他的思想行为方式巾才表现这么多复杂矛盾的情形。
这种矛盾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不只属于阮籍，而是包括阮籍在内的"竹林七贤"的共同特征。《三国志》卷二十一注引《嵇氏谱》，嵇康"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最，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票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著《养生论》。知自厚者所以丧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既有如许清醒的认识，然仍我行我素。因此，如何理解竹林七贤的怪诞行为，恐怕只能从现实政治的感受中去寻找答案。否则只看到他们激烈批评儒学传统的一面，便很难解释他们为何一定要从事这项批判。《世说新语·雅量》注引钟会庭论嵇康的罪名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再看《晋书·嵇康传》："初，康居贫，学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瞻给。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掇。良久会去，康谓日：‘何所闻而来了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虎耳。’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豁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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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夸大钟会与稽康个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钟会"闻所闻而来"以及"卧龙"的判断，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也就是说，嵇康与竹林诸公之所以抱定政治上的不合作主义，之所以敢于公开承认"非汤武而薄周孔"，除了他们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外，恐怕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现实政治的背景和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我们知道，竹林七贤与正始名士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除了气味相投外，有的还有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而止始名士是司马懿重玩禅让故伎的障碍，故而两大集团的利害冲突不能不影响竹林名士的政治选择。而且问题还在于，司马氏集团掌权之后又祭起名教治国的大旗；一时间形成"礼教尚峻"的局面，这样便自然引起竹林名士的反感。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写通："《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因知仁义务于礼伪，非养真之要求；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当儒家伦理成为他们所反对的政治势力的敲门砖和遮羞布之后，又怎能指望他们对儒家伦理表示适当的尊敬呢?还是鲁迅在其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约及酒之关系》之中说得对："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一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这大体可以说明阮籍、嵇康以及竹林其他诸公对待传统儒学的根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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