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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道巨擘 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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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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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韩愈第三次来到岭南。虽然他的运气不佳，仕途坎坷，多次因言得罪，但并没有因此消沉。他平生为维护儒家本位文化而摇旗呐喊，并为儒家政治理想的实 现而身体力行。在潮州，他同情百姓疾苦，力图做一个百姓喜爱的好官，这种爱民 精神鲜明体现在《逐鳄鱼文》中。在任袁州刺史时，韩愈帮助沦为奴隶的百姓赎身， 使其骨肉得以团聚。这些所作所为，是儒家“人本”精神在他身上的反映。
此时，韩愈已过“知命”之年。不仅他的哲学思想已经成熟，他在文学创新上 也树立起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早在青年时代，韩愈就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创作出 许多高水平的散文。如《原道》、《原毁》、《送孟东野序》、《进学解》、《师 说》等，都堪称散文的典范。他反对六朝以来文学上的形式主义，提倡形式与内容 的统一，主张文艺形式要服从思想内容，文章要反映事理，反对单纯追求形式的唯 美主义倾向，不讲排比，不工对偶，推动着新古文运动的前进。在这一时期，他更 为新古文运动思潮的掀起推波助澜。在他周围，散文家有张籍、李翱、皇甫提、孙 樵等，诗人有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仝、李贺等，形成了韩门学派，对当 时文坛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大胆抛弃骄文 艳语，不因袭陈词滥调，而贵独创，实践着韩愈的文学主张，形成百花争艳的局面， 韩愈则是他们的领袖。他继承了孟（轲）文的雄辩，荀（况）文的谨严，韩（非） 文的犀利，迁（司马迁）文的生动，扬（雄）文的简练，在继承前代优秀文学遗产 的基础上，韩愈主张“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即不蹈袭前人的陈旧语 言格式。韩愈与文坛上另一位巨匠柳宗元始终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他们在文学上的 基本主张是一致的，彼此都非常推崇，互相关怀、鼓励和支持。柳宗元因事遭贬， 韩愈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柳宗元也曾赞扬过韩愈不随波逐流的精神，并在去世前将子女托付给韩愈关照。柳宗元死后，韩愈以深情的笔触，对他的文章和道德予以很 高的评价。韩、柳二人的文学联盟，增强了新古文运动的阵容，使古文运动逐渐成 为文坛的主流。韩柳并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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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即位，召韩愈为国子祭酒。这是韩愈一生中第三次任学官。祭酒是国子监 的负责人之一，韩愈作为一代名师来作祭酒，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人们奔走相 告，说：“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国子监的学官大多是豪族子弟，这 是门阀制度残余在唐代教育中的反映。韩愈任职期间，有一位国子监直讲精通礼学， 但不修边幅，那些出身高贵的学官们就看不起他，连吃饭都不与他在一处。韩愈认 为这不利于团结，就让人把那位直讲找来与自己一起就餐，从此那些学宫再也不敢 轻视直讲了。韩愈还注意奖拔人材。在《杂说》一文中，他写道：“世有伯乐，然 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批评那些不识才的人：“策之不以 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却反而“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他认为人才 总是有的，关键在于有无慧眼去识别和选拔。他推荐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儒生当学官， 让他们与诸生一道研讨儒家学说，教育诸生，从此国子监学风大变，诸生向学蔚然 成风。如张籍原为校书郎，经韩愈推荐、提拔为国子博士。经韩愈举荐而为学官的 就有十六、七人。这些人对唐代教育和文化都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
长庆元年，韩愈转为兵部侍郎。这一年，镇州发生兵乱，乱兵杀节度使田弘正 而立王廷凑，围深州刺史牛元翼。穆宗派韩愈前去宣抚。朝臣们认为此行险恶，恐 怕性命难保，都替他担忧，元稹叹道：“韩愈可惜”，以为他一定有去无回。穆宗 也诏示韩愈见机行事，不一定要入城。但韩愈认为既受君命，就应该勇往直前，临 危不惧。他骑马奔入乱军阵中；劝王廷凑解除对牛元翼的围困。韩愈此行有智有勇， 取得了成功，兵乱被抚平。穆宗非常高兴，将他升为吏部侍郎。韩愈后来又一度卷 入政治斗争之中，担任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复为吏部侍郎，官位时有沉浮，但 没有什么大的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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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四年，韩愈去世，终年57岁。韩愈坎坷的生命历程并不长，但他不怨天尤 人，对生死有着清醒、达观的认识，体现了儒家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临死时很平静， 回顾自己的一生，欣慰地说，以我的伯兄韩会那样高的德行，又懂得养生，也只活 了43岁，而我天资不高，却官至侍郎，享年比伯兄还高出15岁，如果还不满足，要 怎么才满足？并且我能在家里寿终正寝，又没有失去为人臣、为人子的大节，在九 泉下面对先人也可以无愧了。他还告诉家人，丧葬要按儒家传统礼数举行， “俗习夷狄、画写浮图、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由此 事可见他对儒家传统的维护，对佛教的排拒，至死不渝。
二、排斥异端 攘击佛老
韩愈的历史地位，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有影响的政治家而取得的。他在文学上和思想上的建树，远远超过了他在政治上的建树。他除了以一代文宗著称外，还力排释老，“扶树教道”，挽救儒家文化的危机，致力于儒学创新。在文学革新与儒 学创新之间，以“文以载道”的形式贯穿了起来。唐代的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运动， 是作为一对孪生兄弟，几乎同时诞生的。
由韩愈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首先，佛、道二教的昌炽，给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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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而发展到了高峰。与此同时，引 发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韩愈之前，许多有识之士对佛教的危害都有所揭露。如狄仁杰曾指出：
里巷动有经坊，囗囗亦有精舍。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 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了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 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 （《旧唐书·狄仁杰传》）
武周一世，“铸浮屠，立庙塔，绝无虚岁”，到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时， 信佛佞佛之风更盛，中外臣民，‘如痴似狂，“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唐 代宗“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攘之，寇去则厚加赏赐。 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门，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 。德宗贞元六年在，“诏出歧山无忧王寺佛骨迎置禁中，又送清寺以示众，倾 都瞻礼，施财巨万”。德宗迎佛骨于禁中拜奉，已开宪宗迎佛骨之先河。佛教势力的恶性发展，对封建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加之封建帝 王、大臣多焚香礼佛，将儒家思想弃之不顾，而以佛教义理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 这势必威胁到封建意识形态——儒家学说的生存。韩愈在一首诗中，以饱含文化忧 患的笔触写道：“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 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因此，儒家文化面临严重的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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