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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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佛教

来源：作者：国学发布时间：2006-11-08

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是理论家，他们在纯哲学领域内受佛教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自然观的问题上，反佛的韩愈只能重复汉代的正宗神学语言，重弹天有惩恶赏善的意志；而援佛的柳宗元和刘禹锡却能继承荀子、王充的天道自然观，加上佛学精妙的思辨，形成一种特色的自然观。柳宗元认为，天是“无极之极，漭弥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31）。这与佛教关于时间空间的无限性的说法一致。刘禹锡认为，无形的天并非真空，而是“形之希微者”。他说：“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桓资乎有，必依于物而不形焉。……吾固曰：‘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32）这里的“体”“用”这一对范畴，显然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所谓“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也与佛教通过假有以认识真如的方法类似。柳宗元在《龙安海禅师碑》中，更是借佛教用语阐述了一种辩证的自然观：“推一以适万，则无事百真；混万而归一，则真无非事。推而未尝推，故无适；混而未尝混，故无归。块然趣定，至于旬时，是之谓施用；茫然同俗，极乎流动，是谓之夫常。”在他看来，纷纭林总的大千世界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从有形到无形、从无形到有形的转化过程中，“真”（本质）和“事”（现象）、“流动”与“真常”是既变化与又统一的。国_学_参_考
柳宗元和刘禹锡虽然吸取了佛教的思辨，并且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即氢理论和教化结合起来，将封建秩序形上化。由此而言，他们还不如明反佛暗援佛的李翱。而这一任务又是他们力所不及的。唐代儒家反佛援佛二派表现虽异，但都为汉学向宋学的转变，特别是宋明理学开辟了道路。

[注释]
（1）《广弘明集》卷十一，傅奕《上废省佛事表》。
（2）《白居易集》七十一。
（3）《全唐诗》卷四一一，白居易《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已来出处之意》。
（4）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八。
（5）《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6）《刘禹锡集》卷二十六。
（7）《敬斋古今黄》逸文卷二。
（8）以上见《五灯会元》卷五《刺史李翱居士》。
（9）详见《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10）《赖真子》卷二。
（11）以上均出《原道》。
（12）《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评语卷一。
（13）《薛方山纪述》。
（14）《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法初序》。
（15）《韩文杜律·韩文》。
（16）《韩文起》评语卷二。
（17）同上评语卷四。国_学_参_考
（18）《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
（19）《宋高僧传》卷十七《唯严传》。
（20）《避暑录话》卷下。
（21）《唐诗纪事》卷四十八。
（22）《白居易集》卷六十五。
（23）《中说·周公》。
（24）同上《问易》。
（25）《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
（26）《刘禹锡集》卷二十九《送僧二十四首·赠别君素上人》。
（27）《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
（28）同上《送无嵩师序》。
（29）《柳宗元集》卷《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碑》。
（30）《袁州萍乡杨岐山故广禅师碑》。
（31）《柳宗元集》卷十四《天对》。
（32）《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中。
宋明理学与佛教
佛教自南北朝时期摆脱对玄学的依附，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后，至唐而鼎盛，俨然有凌驾于儒学之上的趋势，其时大多数士大夫的人生哲学仍然保持着儒家的原则，但在思想深处已受到佛学的深刻影响。北宋士大夫多习禅。除禅风有很大的吸引力以外，主要还是自汉唐以来，儒者大都拘守章句训诂，殊少发明义理，故尔难以满足社会上的理论需求，尤其是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需要。因此，北宋中期以还，一批思想敏锐的儒者为了应付佛教的挑战，不能不发起儒学革新运动（应该说，这个儒学革新运动在唐代韩愈柳宗元时代已经开始），特别要摆脱章句儒学的束缚，阐发义理，提高儒学自身的理论素养，俾便在哲学领域内亦能与佛学争高下，稳固儒学作为官方哲学的正宗地位。黄百家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上》的按语中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方之绝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张载的门生范育在《正蒙序》中，同样阐述了张载与佛道相争的苦心，说：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而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世之儒者亦自许曰：“吾之六经未尝语也，孔孟未尝及也”，从而信其书，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风，无敢置疑于其间，况能奋一朝之辩，而与这较是非曲直处哉！子张子独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与尧、舜、孔、孟合德乎数德载之间。闵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将灭也，故为此言与浮屠老子辩，夫岂好异乎哉？盖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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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孔孟之后“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矣”，“学绝道丧七有余年”云云，无非是承认儒家在理论思维方面已落后了，而致力于形上问题的佛道二教却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所信奉，即所谓“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这种状况引起了北宋时期儒者的极大忧惧和不满，惊呼“天下之理泯然其将灭也”！因而要革新儒学，“与浮屠老子辩”，和佛道二教在理论上一较短长。由于“卫道”而排佛老的驱动，也可以说是理学兴起的基本条件之一。
从理学的内容和治学形式上，就能更好地看出这一点。宋明理学所讨论的问题是“性与天道”，即人类道德的基础和原则（按理学家所体认的宇宙本质和原则都带有伦理色彩）的哲学问题，这曾是孔门大弟子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高深哲理，而这时的理学家们却人人得而津津乐道了。顾炎武在《与施愚山书》中说道：
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1）顾炎武的“理学即经学”说，讲出了理学的儒学渊源，然而他将“今之理学”归之禅学，则又言过矣。他还甚至讲“理学出而经学亡”，这就更讲过了头。但在明清之际，反对理学也是一种新思潮。例如，傅山通过对先秦儒家的经典中的“理”字考察，指责宋儒托圣人立言。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道：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曰“燮理”。“理”，用之名，非其之名，后世之“理”，皆其之也。其之而为所其也。羲、文之《易》无“理”，孔子读《易》始有“理”，曰“黄中通理”，曰“畅”，曰“发”，则其所谓“理”者，如“理蒸而屯泄也”……。“穷理尽性”，其之矣，而其之与后儒之其之异。（2）傅山意谓先秦儒家使用“理”字，皆作动词，不作名词，因而也不具有哲学意义。傅氏之言亦过矣。据我们所见，《易大传》、《大学》中的个别“理”字均已具有哲学意义。不能说北宋以前儒家没有哲学的探讨，只能说儒家的哲学研究多有于经学（如易学）的形式而未能向前发展。毫无疑问，理学家们较先儒更加重视哲学问题的探讨，但是，先秦儒学、魏晋玄学对于哲学诸范畴的探讨，是宋明理学的理论中药来源，而且也应看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佛学的发展，同样是宋明理学赖以产生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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