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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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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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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这次儒家反对佛教有神论的运动，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是不能从理论上战胜佛教的。因为儒家经典本有鬼神之说，佛教徒抓住此点进行反击，则使儒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有些儒者的无神化立场并不坚定，目的只不过是与佛教作门户之争。这一点何承天表现的最为明显，他在《答宗居士书释〈均善论〉》中盛赞周孔之教不但能使国泰民安，还能使“三灵格思，百神咸秩”。可见他于儒家的神则信之，于佛家的神则反之，实在自相矛盾。僧佑在《弘明集后序》中例举儒家经典中的鬼神之说，进而指责何承天“信鬼神于五经，而疑神于佛说。”范缜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他认为“有凡圣之殊”，相信儒爱关于古代圣人的神话传说。他虽然斥责一般旧籍所载的鬼怪为虚妄，而对于侉家经典中所载的鬼神祭祀，却只敢说“圣人之教然也。”他反对佛教有神论并非纯粹出一救灾理上的原因，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怀有儒家的德治主义的理想，不满于“浮屠害政”。
从对鬼神问题的态度上，考察这一时期儒佛两家的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佛教徒借儒家经典关于神灵的论述理解印度佛学，引起儒家对于佛教有神论的批判，而佛教又以儒家有神论加以反击，这似乎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儒佛两家都提高了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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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统治集团的孔释兼弘与崇儒排佛
南北朝时期佛教有了全面的发展，拥有庞大的寺院经济，高级僧侣出入宫门，因而儒释两家既互相补充又互相斗争的关系，进一步由学术领域延伸到政治舞台。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当政者是采取儒释并用的手段治国的。政治一直是儒家根深柢固的旧有领地，南北朝时期儒学依然是政治理论的“正统”，所不同的是佛教加入进来了。皇帝王公士大夫大多信佛，并从其中发现佛教能够起到儒学所不能起到的政治作用。宋文帝曾说：“若使率土之滨，皆纯之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14）北魏文成帝说，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15）
梁武帝是儒释并用的典型，沈约将其概为“孔释兼弘”。梁武帝鉴于魏晋以来王朝兴替频繁、农民起义连绵不绝，急于以儒家纲常名教来维护统治秩序，他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16）。因而置五经博士，玄州郡之学，制礼作乐，梁武帝要身也著有大量的儒学著作，如《制旨孝经义》、《周易大义》、《尚书大义》、《毛诗大义》、《周易讲疏》、《礼记大义》、《中庸讲疏》等等。《梁书·武帝纪》称他：“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高祖皆为解释。”梁武帝在“尊崇儒术”的同时，还奉佛法，他在制礼作乐中包括了制佛乐，称之为“正乐”（17）。他亲自三次舍身佛寺“为奴”，被臣下赊出，又以“皇帝菩萨”自居，（18）借以唤起广大佛教徒的宗教情感，收到儒学所起不到的作用，在信仰领域，他把佛教摆到高于儒道的位置上。天监三年，梁武帝下诏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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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公卿能入引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草凡成圣。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返伪就真，舍邪入正。……事佛心强，……乃是清信。……其余诸侯，皆是邪见。（19）梁武帝称佛教为“正道”，儒、道为“邪见”，说老子、周孔皆为如来弟子，置佛教于儒道之上，这并不意味着奔压制、排斥儒道两家。而是认为儒道“止是世间之善”，而佛教却能超出世间，实际上梁武帝是三家并用的，只不过是利用的方面不同而已，他在宣讲佛教教义进，往往吸取儒家思想，如将儒家的“忠孝”观念和佛教报应之说结合起来，用以维护他的统治。
然而，这一时期儒佛两家矛盾时有发生，有时甚至非常尖锐。其原因，一是文化差异，二是佛教的发展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儒佛斗争的形式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沙门是否致敬王者的问题北朝的中央集权相对南朝来说比较强大，因而北朝僧侣在是否礼敬王者的问题上持比
较一致的肯定态度，北魏法果认为，皇帝即是“当今如来”，应当礼敬，并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如果说法果礼敬王者还是羞耻的、加以掩饰的，北周道安就是更加明显的了，他在《二校注》中公然声称：“皇帝之号，尊极天人之义”，“君为教主”。
国学参考
南方政权中关于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延续很久，此事始于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庾冰辅政，主张沙门应向王者行礼致敬，而尚书令何充加表示反对。庾冰代成帝下诏，指责沙门不礼敬王者破坏了儒家君臣父子的纲常名教，而何充两次上奏，盛赞佛教“上俾皇极”（20）有助“王化”，经过这场辩论，庾冰的主张没有得到实行。但问题并未解决，东晋末年，桓玄专政，重提沙门应致敬王者的问题，桓玄与中书令王谧、庐山慧远展开了激烈争论，慧远作《答桓太尉书》，认为所谓礼教有本质和形式之分，从现象上看，沙门不礼君亲是“内乖天属之情”“外阙奉主之荣”，但从其本质上来说却“不违其孝”“不失其敬”，因为只要当政者从形式上向沙门让步，就可使沙门的身份更加隆重，能够更好地影响群群维护政权。按慧远的话来说：“如令一夫（指沙门）全协，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21）桓玄论政，纂位后诏许沙门不敬礼王者，慧远又作《沙门不敬王者论》，全面论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使有司奏议，内云儒、法、名墨各家均“崇亲严上”，而佛教来自外域，竟然“凌越典度，偃居尊戚”，如容“畿辇之内，含弗臣之氓，陛席这间，延搞抗礼之客”，则有损名教王化，因而建议“沙门接见，皆当尽虔礼之容。”诏从之。《宋书》卷九十七《夷蛮传》后来为了推行这项制度，不惜动用酷刑。但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问题，并不是一时的行政措施所能解决的，至废帝初，又废此制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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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朝儒者的排佛言论
在封建社会中，会占有土地和户口（劳动力）是地主阶级的统治集团赖以巩固其统治的基础，儒学在根本上是维护这个基础的，而佛教僧侣的大量占田与大量僧徒的现象的存在，则与世俗地主的现实利益发生矛盾，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集权制，因此，统治集团对于寺院经济与僧徒的发展又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行政手段，实行限制，乃至不惜采取毁佛的粗暴做法。
宋孝武帝时，周朗上奏指责沙门奢侈腐败，破坏礼教、动摇国本，“延诸满室，置酒浃堂，寄夫托妻者不无，杀子乞儿者继有，而犹倚灵假像，背亲傲君欺费疾老，震损宫室”（22）。梁武帝时，郭祖深抬棺上奏，指责佛教影响国家经济，破坏礼法：“都下佛寺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养女，皆不贯入（尼）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23）原与梁武帝为布衣之交的荀济上书排佛，其例举的理由最为全面，一是佛教破坏纲常名教，“释种不行忠孝仁义”，“傲若陵亲，违礼损化”；二是佛教影响经济，僧尼不事生产，“不耕者众，天下有饥乏之忧”。三是僧尼奢侈妖妄、蛊惑人心，夺君主之“德尝”、“刑罚”，“法席聚会，邪谋变通，危胁国家政权。宋齐崇佛而亡，梁今崇佛也有亡国之虞。梁武帝见此奏大怒，要将荀济处死，他吓得逃亡北魏。（24）北朝的儒者排佛的舆论更有声势，上书奏言者有阳周、李炀、张普惠、刘昼、章伊子陀等人较为著名。杨衒之则撰《洛阳伽蓝记》，借记术洛阳寺塔典故表达佞佛无益于国的道理。高谦之亦著论讥贬佛教误国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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