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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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佛教

来源：作者：国学发布时间：2006-11-08

（三）北朝的灭佛事件
南朝的排佛言论，并没有给佛教的发展带来太大的影响，而北朝却发生了予佛教以沉重打击的灭佛事件。中国中世纪史上“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前两次都有发生在北朝，当权者实行灭佛政策大多都打着“尊儒”的旗号。
北扫描从道武帝时就开始尊崇儒家学说，重用儒者，而太武帝继之尤甚。按太武帝戮沙门，毁寺院，固然与道教徒工的蛊诫诫有关，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以儒家学说为政府根据的，请看太平真君本年（446年）三月的诏书：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由是改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朕承天绪，属汉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宗迹，庶无谢于风氏（按即伏羲氏）矣。……（25）魏太武帝利用儒家的夷夏之论，指责佛教为“胡禅”，给佛教加上破坏儒家的“政教”“礼义”等纲常名教的罪名。他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以恢复儒家的德治之世为号召，来推行灭佛政策。
北周自宇文泰以来就“崇尚儒术”（26），按《周礼》设置六官，宇文护专权时还以“周公”自居。周武帝亲政后多次在朝堂上亲讲《礼记》，并集百僚、沙门、道士讨论三教优劣，周武帝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而佛教为最末。（27）他认为“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玄。”（28）而“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朕非王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29）可见周武帝灭佛主要理由是为以儒学维护统治，以华夏正统的身份废除夷狄之法的佛教。国*学*参*考
佛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现象，它需要用文化的手段来加以消化，使之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交融，但使用行政手段强制废除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结果是在魏武帝灭佛后，便有文帝的兴佛；周武帝灭佛后，又有宣帝、静帝之兴佛。在历史上，佛教时兴时灭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需要，而且主要是出于其政治、经济上的需要，当然，也与他们在文化政策上选择儒学作为官学有关，其实，儒学也不过是他们一种统治思想工具。

[注释]
（1）三论学，即研究龙树《白论》、《中论》、《十二门论》之学。
（2）《南齐书》卷四十《周顒传》。
（3）同上，《张融传》。
（4）《法华经疏》。
（5）《颜氏家训·归心篇》。
（6）《法苑珠琳》卷八十八引。
（7）《弘明集》卷五。
（8）《广弘明集》卷二十。
（9）《弘明集》保留他们之间的书信五篇。
（10）各文并见《弘明集》卷四，《全宋文》卷二三及三七。
（11）见萧琛《难神灭论序》。
（12）《魏书·李孝伯附传》，《北史》卷三三。
（13）《北齐书》卷四五《樊逊传》，《全北齐文》卷七。
（14）《弘明集》卷十一。
（15）《魏书·释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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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序》。
（17）见《隋书·音乐志》。
（18）按：《魏书·萧衍传》曰：“其臣下奏表上书亦称衍为皇帝菩萨”。
（19）《敕舍道事佛》，见《全梁文》四。
（20）《弘明集》卷十二。
（21）《弘明集》卷十二。
（22）《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
（23）《南史》卷七十《郭祖深传》。
（24）见《广弘明集》卷七十，又见《北史》卷八十三《荀济传》。
（25）《魏书·释老志》。
（26）《周书·文帝纪》。
（27）《周书·武帝纪》。
（28）《广弘明集》卷十《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教事》。
（29）《广弘明集》卷十《叙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诏》。

唐代儒家的排佛与援佛

唐王朝是我国中世纪文化的鼎盛时期，儒、释、道三家各展所长，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然而，仔细考察起来，儒、释两家的情况却不完全一样。唐代是佛教空前繁荣的时代，很多宗派犹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隋朝时，智凯大师创立天台宗，吉藏创三论宗，信行创普法宗（三阶教）。唐朝建立后，又有法相宗（唯识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纷纷诞生。其中以天台、华严、禅宗最具有中国特色，它们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成熟。它们已不再是通过简单的章句来比附儒学，而是把儒家的精神容纳在自己的政府体系中。佛教睚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咀嚼消化，自此已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唐代的儒学却没有什么划时代的突出成就。玄学已被佛学所取代，而唐代儒家只拥有汉儒的遗教了。儒学长期定于一尊，实际上，儒学思想已被教条化僵化了，无论在知识上和在理论上都只重在绍述圣经贤传，缺乏创新，唐代儒学大多源于北朝，上承汉代经学，思辨水平不同，隋唐科举重章句之学，引导儒生寻章摘句，致使其理论素养不高，无法与佛教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对垒，在儒佛关系史上处于被动地位。佛教则由此而获得空前的发展。国/学/参/考
一士大夫普遍崇佛的社会风气
唐初，佛教流行，在士大夫圈子中更是弥漫着崇佛信佛的气氛，“缙绅门里，翻受了邪戒；儒士学中侄说妖胡浪语。”（1）此话虽然偏激，到是能反映出士人无崇佛的风气。两晋时期玄佛合流，虽然也出现过名士名僧的交往热，但那时玄学名士在二者的交往中处于主导地位，名士虽以名僧为知音，但大多都不信佛教，只是把佛学看成是一种哲学。而唐代士人大都信佛，有的甚至佞佛。佛教渗透到士大夫生活中，如研读佛典、探讨佛理，焚香独坐等，这和儒士们的高雅精神生活是相映成趣的，但也有刺血写经、供养僧尼，这样一些与儒行相悖的人，不少士大夫居家则自称居士，交友则以僧人为侣，乃至师事之。吟诗寓禅指，交谈设仙钎铎，读书择寺院，登科雁塔，或落批、或仕途，失意则往往逃儒归佛。儒士与高僧在精神生活上是互相沟通的。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字摩诘，他的名和字都取典于佛教维摩诘居士。他平日不动荦腥，食蔬菜，不着华美的衣饰。妻死后不再娶，三十年独居一室。斋中除茶铛、药臼、经案、绳床外，别无摆设。退朝以后，他便焚香独坐，专事坐禅诵经。另一著名诗人白居易也同样栖心空门，服在画《弥勒上生帧记》中他说自己“归三宝，持十斋，受八戒者有年岁矣。常日焚香佛前，稽首发愿，愿当来世，与一功众生，同弥勒上生，有慈氏俱，永高生死流，终成无上道。”（2）当然，白居易崇佛是和他的人生际遇有关，自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3）既然在政治上难有作为，也就只好去究心佛事，寻求神灵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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