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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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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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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执弟子礼，向僧人请教佛理，也是司空常见之事，裴休就曾时常向希运问道，他自以为已经领悟了禅宗大旨，把所著的一篇佛学论文给希运看，希运不屑一顾，说：“若形于纸墨，何有带吾宗？”裴休忙问何故，希运讲：“上乘之印，唯是一心，更无别法。心体一空，万缘俱寂，如大曰轮升于虚空，其中照耀，静无丝埃，证之者无新旧，无浅深，说之者不立义解，不开户牖，直下便是，动念即乖。”（4）禅宗荷泽神会非常有名，向他请教的士大夫有很多，如户部尚书王起公、礼部侍郎苏晋、燕公张说、给事中房官、润州刺史李峻等等，《荷泽神会禅师语录》中就有很多关于神会与士大夫的问答录。
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是理论素养较高的儒者，但也是士大夫崇佛的典型代表。柳宗元自己承认；“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5）刘禹锡在《送僧元嵩南游》一诗中也承认自己已达到了“事佛而佞”的地步，说他居官二十年，百无一得，深感“惟出世间法可尽心耳”（6）。他俩还都为南宗六祖慧能写过碑文，与僧人交往甚密。
在这种士大夫普遍崇佛的风气下，就连反对佛教最坚决的韩愈、李翱有时也不能免俗。从韩愈的诗文中可见，他交结的僧人为数也不少。他因批佛而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又与大颠和尚友善非常。韩愈曾认为荀子和扬雄“大醇而小疵”，一向以“醇儒”自况，元人李治却批评韩愈对于僧徒的态度，“奈何恶其为人而日与之亲，又作为歌诗语言以光大其徒，且示己所以爱慕之深。有是心则有是言，言既如是，则与平生所素养蓄者，岂不大相反耶？”（7）李治的话未免偏狭，但有些事矗愈也辩不清。李翱在被贬为朗州刺史之后，谒见药仙智俨，作了一首偈，说道：“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松析下两函经。我来相问无余说，云在青天雨在瓶。”颇有以空门为精神归宿的意味。（8）他的主要著作《复性书》更是以佛解儒之作，故《五灯会元》编者将其列为药山俨禅师法嗣内，诚不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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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反佛思想
唐代最早打出反佛旗号的是太史令傅奕。傅奕虽出身道士，但早已还俗，他反佛的立场也是儒家的，他的反佛论据主要是夷夏之防，维护纲常名教，富国强兵等等，他认为中国“自羲农至汉魏，皆无佛法。”而“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神。”南北朝政权更替频繁，皆因“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若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在他看来，佛教的传播，损害了纲常名教，“使人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说：“礼本于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成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而更加严重的是，佛教的发展已严重危害了政权的稳固，“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儿犯宪章”。佛教“穷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他建议，朝廷令僧尼婚配还俗，生育子女，即可“益国”、“足兵”。贞观十三年，他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寿终，死前犹告诫其子说：“老庄玄一之篇，周礼《六经》之说，……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世皆惑，……汝等勿学也。”（9）
唐代反佛的儒得以韩愈最负盛名，清人赵翼称韩愈“以道自任，因孟子距杨、墨，故终身亦辟佛老。”（10）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上书反对唐宪宗把陕西凤翔法站寺收藏的佛骨迎到宫中供养，是为著名的《谏迎佛骨表》一文。宪宗见表大怒，韩愈几乎由此丢失性命，但其反佛思想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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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迎佛骨表》的主要论点有两条：一是从华夷之辨、维护纲常名教出发，指斥佛教为“夷狄”之法，与中国的先王之教相违背；“天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二是从历史经验来检验佛教的实际效果，指出佛法传入中国之前，反而“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其促，事佛永福，乃得更祸，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谏迎佛骨表》中的上述二点，前人早已言之，但韩愈之所以不同于前人者仅在于他试图建立一套能与佛教相对抗的政府体系，这一意图表现在他所著的《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毁》五篇体例相同的论文中，《原道》一文是韩愈排斥释老、“扶树教道”的总纲，在这篇文章中，韩愈首先对“道”、“德”范畴的内涵作了儒家精神的限定，他认为“道”“德”这一对范畴为儒、释、道三家所共同使用，但儒家的“道”“德”之所以不同于释老，乃是在于佗们的内涵是“仁”和“义”。他说：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帽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
义为定名，道貌岸然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
韩愈还从国家和文化的起源发展等方面论述了儒家“道”“德”的表现，力图证明儒家的“道”“德”乃是人类文化的根本原则，而与释老有异，他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认为道家的“剖斗折衡”和佛教的“清静寂灭”都是“灭其天常”。韩愈认为儒者之“道”由仁义而至，而仁存于内，义见乎行，能“治心”者必能治国，而佛老之道公能“治心”，而外乎治国平天下，他说：“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常，子焉不父其父，臣焉不君其君，民焉不事其事。”由此可见，儒家以是否维护封建伦常去划清正宗和异端的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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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佛教祖统论相抗衡，韩愈还提出了神秘的道统说：“尧以之传之舜，舜以之传之禹，禹以之传之汤，汤以之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焉。”（11）暗示他自己为儒家道统的承继者，并与非正宗的“异端”划清界限。
“仁”、“义”的根源涉及“性”的问题。而唐代佛教对于“性”“情”问题有较深的研究，韩愈为建立他的理论全系统不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在《原性》一文中同样为“性”下了儒家意义的界说和定义：“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并提出了他著名的性三品说。但是韩愈对佛学没有什么过多的研究，他不知如何破佛教的性情说，只是另外讲了一套，最后他说：“曰：今之言性者异乎此，何也？曰：今言者，杂佛老而言也，奚言不异？”好象只要与儒家之说相异就不对了，这一点从逻辑上极难说得通。
韩愈的《原人》从华夷之别的角度贬斥佛教，其主旨为“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这只是从狭隘的民族性出发排斥佛教，没有什么思辨色彩，《原鬼》一文专论鬼神问题，韩愈以儒家传统的鬼神说立异于佛教的鬼神观，在他看来二者的区别在于，儒家的鬼神有奖善惩恶、维护纲常名教的功能，这不过是重复再版汉代儒家的正宗神学，没有什么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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