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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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佛教

来源：作者：国学发布时间：2006-11-08

综观韩愈的排佛言论，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很多重大的缺陷，第一，韩愈的理论素养不高，对佛学又研究不够，他对佛教的批判大多限于佛教腐败的社会现象，而没有深入佛教的核心——佛学原理。他从纲常名教，华夷之别、历史经验、富国强兵等方面批评佛教，前人早已说过，老调重弹，无甚意味。明人茅坤说《谏迎佛骨表》一文“只以福田上玄说，无上字论佛宗旨。”（12）薛应认为《原道》“乃辟俗僧、狂道，何与聃、昙本色哉！”（13）柳宗元也认为“退之（即韩愈）所罪者，其迹也。”（14）第二，韩愈所提出的处理佛教的方案是简单粗暴的，《谏迎佛骨表》中要把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在《原道》中他又要彻底灭绝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竟要重蹈北朝灭佛错误的后尘。明人郭正域说韩愈“虽不达佛理，而气劲，在释门中几乎独觉矣。藏中以即惠能，其担当直截、扫除外境，大略相似。”“《佛骨》一表，即世尊见之，当微笑以为真知我。”（15）清人林云铭说：“‘投诸水火’数语，分明是云让一棒打杀、丹霞烧出舍利之意，谓其有功无道，可也；即谓其有功佛法，亦无不可也。”（16）并说愿天下佛教徒都来读韩愈的《与大颠书》“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按：即佛教所说的无上正觉），亦不必辨其为奉佛，为辟佛也。”（17）第三，韩愈在反佛中所表现的某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与儒家违背，显得有些保守迂腐。儒家从其初期开始就不断汲取各家思想，因而儒学才能不断发展和进步。隋唐时期，既是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总结时期，又是中外文化大交流时期。唐代的湍湍大国之风，是中华民族在中世纪文化鼎盛期的自信精神的体现，而韩愈却以“醇儒”自况，强调夷夏之防，实在是过于保守。柳宗元批评韩愈“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贼季札、由余乎？非思维去名求实者矣。”（18）

国/学/参/考

韩愈的学生李翱，同他的老师一样，也是积极的反佛儒者，他曾著有《去佛斋》一文，其中所举的反佛理由与韩愈大致相似，但李翱毕竟要比他的老师高明，在他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复性书》中，一方面阐述《大学》、《中庸》的思想，继承思孟的学术传统以反佛，另一方面又偷偷输入禅学的思辨方法，韩愈的性三品说强调人性先天的等级差距而李翱却认为“属于我差别，人人皆同，显然受了佛教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主张的影响，在李翱看来，人的差别在于“性”被“情”所敝的程度，这与佛教的“净”“染”之说是一致的，关于如何去情复性以成圣，李翱所提出的修持方法也极近似天台宗的“止观”，首先是“弗思弗虑”，类似佛教的“渐悟”，最后达到“知本无有思”、“劲静皆离”“性情两忘”的境界，李翱称之为“至诚”，类似于佛教的“顿悟”境界，北宋僧人赞宁说李翱的《复性书》“韩柳览之，叹曰：‘吾道萎迟，翱且逃矣。’”（19）南宋叶梦得也认为，“李翱《复性书》，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说文之。”（20）在思想史上，常见对立学派之间在相互批评的同时，往往又相互吸取。韩李之被后人视为宋明道学前驱，并非偶然。
三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援佛入儒
唐代士大夫崇佛之风虽盛，但在极大多数崇佛士大夫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儒家思想，例如佞佛至极的裴休，在其任宰相时，由于“能文章，为人蕴籍，进止雍闲”，被唐宣宗称为“真儒者”。（21）受佛教影响很深的白居易，虽然认为在思想领域三教皆可信仰，但在其《议释放》一文中仍然主张在政治领域要儒家一元化。他说：“若欲以慈妒忍厚人德，则先王有忠恕恻隐之训在。若欲以斋戒抑人淫，则先王有防护林欲闲邪之礼在。虽臻极则同归，或能助于王化，然于异名则殊俗，足于贰乎人心，故臣以为不可者以此也。”（22）国学参考
崇佛士大夫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这是唐代儒家援佛的基础，开儒爱援佛先声的是隋朝王通，他出生于儒学世家，号称“文中子”，他提出“三教可一”的口号，认为儒、释、道三家都对治理国家有益，不能把国家的败亡归罪于三教：“《诗》《书》盛而秦（周）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炫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23）这就是说，周、晋、南梁的灭亡，是统治者自己的过失造成的，也是他们没有真正三教之道的结果。他通过北朝的两次灭佛事件，隐晦在批评儒家对佛教采取势不两立的僵化态度，他认为灭佛只能“推波助澜，纵风上燎。”（24），使佛教更加迅猛地发展。他主张学习司马谈“善述九流”的精神，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并且要“通其变”，并对各家的不足之处，加以变通、改造，使三家彼此相互通融、取长补短。
我们认为，唐代儒家援佛入儒的代表是柳宗元和刘禹锡。与韩愈的排佛态度相反，他们都是“好佛”的。柳宗元对于韩愈的非佛表示不满，说：“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农蚕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25）柳宗元此语表明，其好佛并不是丧失儒家立场，倒向空门，而是寻找佛学与儒学所共同的东西，发掘佛教中的“韫玉”，援佛入儒，以佛解儒。刘禹蟓也极力否认自己的思想是儒佛二元化，他举例说，以前他学《中庸》而无所得，晚年以其与佛学相印证，始知中庸之堂奥，强调以佛释儒的必要性，“曩予习《礼》之《中庸》，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惧然知圣人之德，学以至于无学。然而斯言也，犹示行者以室庐之奥耳，求其经术而布武，未易得也，晚读佛书，见大雄念物之普，级宝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熔恶见，广疏便门，旁束邪经。其所证入，如舟诉川，未始念于前而日远矣。夫何勉而思之邪？是余知奥于《中庸》，启键关余内典。会而归之，犹初心也。不知予者，诮予困而后援佛，谓道有二焉得虎子。”（26）国_学_参_考
柳宗元、刘禹锡的援佛是多方面的，在社会政治伦理方面，他们看到佛教有辅助教化的作用，可以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补充。柳宗元说：“金仙氏之道，盖本乎孝敬。”（27）又说：“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道而极也。世之荡诞熳虽为其道而好霞期书。于元嵩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28）他称赞六祖慧能，说“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29）刘禹锡也对佛教有益于教化这一点极为赞赏，说佛教“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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