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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统一与三教合一
来源: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6-11-09
但是从隋朝儒学统一南北的实际情况看,并不是学统比较纯正的北学统一南学,恰恰相反,是严重掺杂释道二教思想因素的南学统一了北学。南方虽在政治上亡国,但其学术文化成就则并没有随之灭亡,而是得以延续和发展。对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分忻道:"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案史于隋一代经学盛衰及南北学统一,说皆明晰;而北学所以并入于南之故,尚末了然。南朝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人常称羡之。高欢谓江南萧衍老公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是当时北人称羡南朝之证。经本朴学,非专家莫能解,俗目见之,初无可悦。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正如王褒入关,贵游并学褒书,赵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知好尚难反,亦改习褒书。庾信归周,群公碑志多出其手。信有'韩陵一片石可共语,余皆驴鸣犬吠,之言。此皆北人重南、南人轻北之证。北方经学折大于南,亦犹是也。"南北儒学并不存在着优劣好坏的区别,它们在学术风格、学术取向上的区别只是南北不同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学术传统使然。只是南学重文采、标新异、善名理等突出特征不能不引起北方征服者的兴趣,尤其是当他们经过长达几百年笃守汉学的禁锢之后睁眼看南学,政治上的胜利者大度吸收南学又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又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呢?而且,南方士人基于亡国之痛,更易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因而当南方并入北方之后,南方士人的咄咄逼人,欲以文化上的优越鄙视北人,统一北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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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学统一北学是隋朝儒学发展的一个客观事实,然而由此必然连带的一个问题是,南方儒学经过几百年与释道二教的冲突与斗争,久已完成三教合流的融汇过程,因此,当隋朝实现政治一后,以南方儒学为基本架构的隋朝儒学当然并不会再与释道二教发生更为激烈的冲突,而容易趋于调和与融汇。儒家学者不再认为三教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在相当程度上接受南朝一些名僧的说法,以为三教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维系和支持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并不必然导致亡国广天下的结果。隋朝名儒王通在《中说》之《周公》篇中说:“《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齐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迹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其道虚行。"在王通看来,儒释道三教只是一种学说,它们可以对政治发生相当的影响,但并不必然地决定政治的进程和结果。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王通超越三教,站在一种更为公平的立场上评估三教得失,事实上,他的儒学立场并没有丝毫改变,他只不过是比先前的儒者更多一点宽容心而已,能够哩缕挫承认释道二教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据《周公篇讥"或间佛,子日:‘圣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他承认佛教的道理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是同时强调佛教毕竟是一种外来宗教,有与中土风俗相格的地方,故人中国则泥,又据《礼乐篇》,或问长生神仙之道王通说:"仁义不修,孝悌不立,翼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强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生命过程的校与短,而在于能否修仁义、重孝悌。这样,王通便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对释道二教进行了批判和扬弃,既承认它们的价值与意义,又拒斥他们的虚诞以及与儒学传统格格不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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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认识,王通一方面渴望儒学的复兴与重振,另一方面当然也不会像先前的儒者那样盲目排斥佛道,相反,他期望在容忍释道二教独立存在的同时,儒学的复兴与发展应该利用、吸收和凭借释道二教的智慧资源,从而实现"三教归儒"的最终目的,重建儒学的新体系。《周公篇》载:"子谓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行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子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对于那种欲废除佛道二教的强硬主张,王通以北朝二武灭佛的经验教训为例,强调信仰的问题只能靠改变信仰来解决,强力的压制只能适得其反。《问易篇》载:"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度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土燎尔。’子读《洪范说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据研究,《洪范谠义》即为《皇极谠义》,为王通之祖安康献公王一所作。此书的内容不得而知,然据书名,可知是以解释皇极之义为核心的著作。《王篇》载:"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难行也。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未尝不笃于斯,然亦未尝得宜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则以志其道也。盖先生之述曰《时变论》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经决录》五篇,其言圣贤制述之意备矣。晋阳穆公之述曰《政大论》八篇,其含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皇极谠义》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铜川府君之述曰《兴衰要论》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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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董常曰:‘吾欲修《元经》,稽诸史论,不足征也,吾得《皇极谠文》焉’。由此可见,《皇极谠文》不仅是王氏家族的一部重要著作,而且对王通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其“三才之去就”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的形成。他所欲著的〈元经》便是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阐释。惜其真本已佚,详尽情况已不可得而知。
“三才”亦称“三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组重要概念,主要指天、地、人,又指天道、地道和人道。《易·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王一的《皇极谠义》讨论"三才之去就",可能就是讨论天地人的关系和地位。王通据此讨论三教,估计也只是借用了《皇极谠义》的观点和方法,即三教去就的可能和意义。而所谓皇极,据清代学者俞正壁在《癸巳存稿》卷一《极中也》的解释,就是"中道"。俞氏说:"极,中也。此达话。《吕刑》云天罚不极,庶民圈有令政在于天下。言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也。下云:属于正极,咸有中庆。言属于五刑之中,则皆中矣,故有庆也。中,极互出,古人复文相避多如此。"据此,所谓皇极,就是中道,就是调和,就是圆融无碍。于是王通借用这种观念与方法,便自然得出"三教可一"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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