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胡厚宣先生任主编,王宇信、杨升南先生任总审校的《甲骨文合集释文》于1999年8月出版。这是甲骨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甲骨文合集》是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大型甲骨文巨著。该书不是单纯甲骨资料的汇总，而是在过去80多年中殷墟所出15万余片甲骨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去伪、校重、缀合等一系列工作，筛选出其中精华41956片编辑而成。20世纪70年代以前殷墟所出刻辞甲骨之有价值者，大多囊括其中。因此，《甲骨文合集》一书的出版，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甲骨资料的总结，是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备受学术界的赞誉。但是，《甲骨文合集》所刊主要是甲骨拓片含少量摹本 ，阅读该书必须具有一定的甲骨学知识。所以，学术界企盼着《甲骨文合集释文》能早日问世。

在已故著名学者胡厚宣先生的指导下，王宇信、杨升南等历史所12位甲骨学者经多年通力合作，完成了《甲骨文合集释文》这一巨著。与以往的甲骨释文相比，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资料丰富、全面。这一特点是由《甲骨文合集》本身决定的。以往的甲骨著录虽多但分散，学者很难全面了解和掌握所需的甲骨资料；而《甲骨文合集》经过分期分类整理，同类资料都集中在一起。在此基础上作出的释文，就为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进行多方面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第二，释文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准确可靠。甲骨学发展是不断深化和不断提高的过程，新成果不断出现。甲骨释文能否采用新的成果，是衡量释文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该书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例如，《甲骨文合集》0022片第2辞是关于令众垦田之事，此中“垦田”之字过去学者多释为“圣”，其义难明，后张政烺先生将其义释为“垦荒”，为学界所接受。又如00141片是关于受年的卜辞，指收获小麦。而关于小麦之字，过去学者多释“来”，不很准确，后于省吾先生在“来”上添了一撇，其隶定就十分准确了。再如，《甲骨文合集》12839、15993片中的“”，以往学者多释为“庚凡”，认为是殷先祖般庚，后裘锡圭先生释为“庸”，是属于钟一类的乐器。凡这些考证的最新成果，该书均一一采用。甲骨文中有的常用字以往考释也常有失误。例如，常见的“王占曰”之“占”，过去有的学者多隶释为“祸”，就十分不妥。因为“占”是占卜后王所作的判断；而“祸”是“祸福”。这是两个不同的字，不能混淆，否则字义不通。在该书中，一律释为“占”，避免了以往之失误。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该书的作者站在甲骨学发展的最前沿，采纳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释文准确，将甲骨释文提高到新水平。

第三，释文具有严密的科学性。这可以从以下方面得到证实：

其一，通过卜辞互校，补残填缺，使卜辞材料更加完整。卜辞残缺是卜辞本身存在的实际问题，而且无法避免。该书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大大提高了史料的科学价值。例如，《甲骨文合集》11484片是一条著名的记录月食的卜辞，其辞云“六日［］午夕月又食”。“午”字前缺一字，过去学者们对此争论不休：最初董作宾、刘朝阳、张秉权均认为是“甲午”。1975年，有位天文学家首先对“甲午”提出质疑。1981年后，严一萍提出应补为“壬午”，严说又遭到张秉权的有力反驳。自“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以来，研究甲骨的学者多认定补“甲午”是正确的。该书正确地补为“甲午”。这对殷年代的推定具有重要意义。类似这种正确补入的例子相当多，难以一一枚举。

其二，认真隶释卜辞兆序。兆序是反映卜辞占卜之次第，附属于具体的卜辞，是卜辞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过去出版的甲骨释文很多不标出兆序，这很不妥。因为兆序反映的是该辞在占卜时的时空位置，失去了兆序，就失去辞与辞之间的时空联系，不利于全面理解卜辞和深入研究商代的占卜制度。该书将每一个兆序都附释于相关卜辞的后面，尽量不使其遗漏，从而确保了卜辞材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其三，卜辞次序编排合理。甲骨卜辞本身不标明次第，释文时各条卜辞之间的次序如何排定，完全取决于甲骨学家对卜辞的理解。以前，董作宾曾提出过“先下后上”说，并在学术界产生过很深的影响。但卜辞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先下后上”只是其中情形之一。该书不囿于旧说，而是根据卜辞的干支先后和不同事类，来确定卜辞之次序：有时是“先下后上”；有时是“先上后下”；有时则是其他。总之，依照干支先后来决定。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避免了文中卜辞先后次序的错乱和混乱。

第四，全书体例一致，浑然一体。每位学者对卜辞的理解会有差异，文风也不尽相同。欲将如此多作者的释文合在一起，并保持文风的统一，决非易事。但该书做到了。这是因为，在胡厚宣先生的具体指导下，由王宇信、杨升南、齐文心后因身体不适退出组成审校组，对全书各册释文统一校审，提出意见，再经全体学者反复讨论、修改。这部著述的成功，是该组全体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集体科研攻关的成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