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以至最后定型的关键时期。清朝不仅对奠定今天中国的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今天无论汉族，还是众多少数民族，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国是中国。看起来这似乎无需论证。其实，中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整合，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才最终成为定局；而作为主导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清朝皇帝对中国的体认，以及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清开国时期的国家概念 国*学*参*考

　　明代的中国，主要依托中原农耕地区的明朝，隔九边与蒙古族所建立的北元及尔后的鞑靼、瓦剌以敌国长期对峙。迨明朝末造，东北边陲建州女真崛起。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定鼎燕京，大约60年间，见于文献记载的满洲使用的国号有“女直国”、“建州国”、“后金国”、“大金国”和“大清国”。

　　万历二十四年（1596）努尔哈赤致朝鲜方面的回帖中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这是努尔哈赤使用“女直国”国名的最早记载。“女直”即女真，因辽兴宗讳宗真，故改称女真为女直。

　　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筑城，两年后致辽抚赵楫、总兵李成梁的呈文中说：“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万历三十五年三月努尔哈赤又致书朝鲜国王：“建州等处地方夷王佟呈，为夷情事。朝鲜国王知道，有天朝、你朝鲜、我达子三国”。“建州国”之称一直沿用到万历四十六年对明朝彻底决裂，才由“后金国”名取代。

　　从明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书信中首揭后金国号，直到明崇祯九年、金天聪十年改国号为大清，金国作为国号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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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直国”（建州卫）、“建州国”表示努尔哈赤对女真及建州女真的民族认同，国名反映建州女真模糊的国家概念；“后金国”、“大金国”则表明即将完成及已经完成统一的女真各部对共同国家的认同，这个共同国家名称之所以取名为“后金”和“大金”，则在于向外间彰显继承的是历史上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的统绪；皇太极改“金”为“清”，从国家认同来解释，是因为当时金国治下的臣民虽以满洲为主体，但同时已融入数量众多的蒙古人、汉人以至朝鲜人等，金国的国名既涵盖不了满洲以外的民族，女真以外的其他民族也难于接受这一包含历史宿怨的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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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洲兴起时，对女真相邻各部以及与满洲或战或和的蒙古各部动辄也以国相称，如称所谓“九部联军”为“九国兵马”，称海西四部为“哈达国”、“夜黑国”、“兀喇国”、“辉发国”，蒙古各部则称为“蒙古诸国”，蒙古察哈尔部则称为“察哈尔国”，等等。可见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并没有也不可能将“部落”与“国家”做现代意义上的严格区别，他们不过随着自身政治势力的迅速膨胀，认为自己有权利与汉人一样创建或更改国号。对满洲如此，对同样被明朝视为“夷虏”的其他女真各部和蒙古各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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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清太宗皇太极在他们“建国”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明朝，他们心目中“中国”和“天下”的概念是什么？ 国*学*参*考

　　在努尔哈赤羽翼未丰时，称明朝为“大明”、“朝廷”、“天朝”，既公开称王称帝，立国建元，则称明朝为“明国”或干脆与明朝尔我相称，甚至称明朝为“南朝”，俨然以“北朝”自居。他们虽然仍奉明朝为“中国”，但认定“中国”并不是明朝皇帝，也不是汉族人可以永久垄断的。当努尔哈赤称“英明汗”，建元“天命”并改国号“后金”时，就表明他要缔造一个不奉明朝正朔、与大明平起平坐的国家；岂止于此，他还向往着有朝一日到北京、汴京、南京当皇帝的美好远景。皇太极直接继承发扬了努尔哈赤的志向，他向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宣称与辽金元三国之主相等： zgwww.net

　　朕欲平定区宇，理应加兵于尔，尔亦当以加兵是惧。顾不自审量，欲侵犯于我，岂不大可耻乎？想尔之心，以既与我为仇，必奔往征讨所不至之处，偷安旦夕。但尔所能至，我师岂有不能至者乎？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无远弗届。朕今日正与相等也。 国学参考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是女真人支脉，有“本大金之裔”[的强烈意识，又深受蒙古文化的影响，他们继承的是北方民族大胡和东胡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他们的实力足以自立甚至与明朝治下的“中国”抗衡时，以“辽金元三国之主”的后继者自居是合情合理的。但在承袭儒家思想体系的中国观和天下观的明朝和朝鲜看来，则是骇世惊俗大逆不道的举动。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起兵未久，朝鲜政府就得到情报称“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将为报复中原之计”。至建国后金，明朝方面更惊呼“（奴酋）黄衣称朕”。但必须指出，无论崛起中的边外枭雄努尔哈赤、皇太极，还是身居朝廷、为天下共主的明朝皇帝，都认同事实上存在的大中国框架。 zgwww.cn

　　上面已经提及，努尔哈赤在与大明决裂前，自称“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所谓“边疆”，明白无误地指“朝廷”的边疆，这里透漏出来的是奉明朝皇帝为主的大中国的国家意识。另一方面，明朝也没有把建州女真视为“属国”、“外国”。据《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四年六月壬子条：“廷议以朝鲜为藩篱属国，海建乃款市贡夷，均受国恩，各宜自守。”所谓“海建”，即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明廷认为海、建的地位不能等同于“藩篱属国”朝鲜，他们是国家边远地区羁縻卫所的长官，是“款市贡夷”。可见明朝皇帝尽管鄙视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为“东夷”，但并没有将他们摒弃于大中国之外。即使在后金起兵揭开了长达25年之久的对明战争之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从来没有萌生过在国家版图之外另辟乾坤的念头，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尽快实现入关占据燕京（或南京或汴京），取代明国，以为天下中国之主的宏图伟业。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尊崇的，但“中国”之君不是万世一姓的。他们奉明朝为“中国”，但环“中国”之外，还有蒙古、女真等许许多多“国”或“部”的存在，他们和“中国”一起构成了“天下”。努尔哈赤讨明檄文《七大恨》中第七恨指责明朝偏袒哈达、叶赫，与建州为敌，他说：“天降大国之君，以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这与日后皇太极所言“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其内涵与逻辑都是一致的，即明朝皇帝作为得天命的大国之君，作为“天下”共主，当“中国”周边各“国”各“部”发生纷争时，自当秉公持正，剖断是非。如“中国”之君逆天妄行，失去上苍眷佑，则自有取而代之者。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多次讲过中国古代天命循环、鼎故革新的事例，从成汤代夏桀、文王兴起代纣王之业、刘邦以布衣起兵卒灭暴秦、金太祖阿骨打灭辽灭宋、蒙古成吉思汗得金帝之业建立元朝，直至明朝朱元璋幼失父母，孤身为僧，“后天命归之，遂为天子”，结论是“我本大金之裔，曷尝受制于人，或天命有归，即国之寡小勿论，天自扶而成之也”。所以说，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天命所归的皇帝治下的以中原为主的区域。他们在没有实现取代明朝统治并履行“奉天承运”庄严仪式之前，承认天命仍为大明天子所有，大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是“大国”。由此可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谓的“中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概念；他们使用的“天下”一词，庶几与今天常说的“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