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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铁屋里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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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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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一个过渡转型的时代是幸运
的。尽管集体的心态表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但确实，在混乱的自由中，人性的诸多可能性得以实现。平时不起眼的奴隶奴才一旦有了施展的平台，都表现出了不起的才能和德性。现代社会被称为选举社会，选举其实是乱世的一种方式，资源的打乱重组、制度的保证和检验、风俗的转移、人的充分社会化，都在乱时里得以完成，进入下一个其实也是短暂的选举前的平静期，这种良性循环的乱世乱局，西人将其定义为创造性断裂或持续不断地跃迁。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迄今为止的乱世几乎都可说是恶性循环。在那些乱世中，惟一可以称道的是出了一些历史人物，他们的作用无非是补天、糊弄(李鸿章语)、维持、复制，很少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开拓出另一种天地。在这些乱世中，最可惜或最可笑的就是曾国藩的成就了。
曾国藩(1811～1872)，头上光环无数。中国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曾国藩的学问文章以经世致用为主，故“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 zgwww.cn
可以说，曾国藩实现了儒生们梦想不得的大业，他被称为“完人”，算是我国儒家文化最后结出的一枚硕果，也得到了一切外王们的敬服。
也因此，无论我们后来的内圣、现代儒者或新型知识分子，如章太炎、鲁迅、胡适、熊十力、梁漱溟，以及当代的茅于轼、李慎之、蒋庆，他们都很少关注曾国藩。曾就像是在中国历史划上了休止符，或如人言，是儒脉斜阳，自他消逝于历史的天空后，人们承接的就是现代的光芒。
从现代角度看，曾的圣王威仪无论如何巍巍，他的面孔是太模糊了。人们可以欣赏左宗棠的张狂，可以感慨李鸿章的商痞，可以厌恶曾国荃的杀伐残暴，但曾国藩的完美太遥远了。哪怕素描曾国藩的人生行状，人们仍不理解他的内心，他是一种文化的综合，是超凡入圣、太上忘情的产物。
不能说他没有情感，只是他的情感深藏不露。他一旦学了理学家或道学家记日记，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掩饰个性、灭掉人欲，成为“无我”。
但这个资质中等的人用传统修身齐家获得了治国平天下的平台，在这平台上他也确实获得了圣王的眼光，非凡的战略感、大局观和见识，使他平定了太平天国，为满清补天成功。
也因此，当时人都看出了他问鼎的能力，汉族士绅们尤其寄予了某些猜想，帝王学的大家王运甚至奔走其间。当时最了解西方的悲剧人物容闳曾在回忆录里对他寄予了大希望：“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谋中国进化，对曾来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谦抑太过，过犹不及，成全的只是他自己。 国学参考
政治方面的作为已经不可假设。更重要的是，他这种谦退自律，使得他只是做了儒家的好学生，而没能突破传统文化的藩蓠。比较日本同时代的社会精英，如福泽谕吉们，致力于掉转船头，启蒙同胞，“脱亚入欧”，曾国藩们本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中做启蒙的最佳人选。但曾却宁愿沉默以保守某种清白，在铁屋里享用圣王之威福，也不愿告诉国人真相，甚至不曾如老、孔、庄、韩那样思救周文之弊。而这种启蒙工作最终要人来做，曾不做，他的幕僚和朋友如郭嵩焘、冯桂芬、容闳们做得不如意，直到又一个世纪开始，到孙中山政治革命之后，陈独秀、胡适、鲁迅们才差强人意地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完成了对现代转型的某种注解。这是历史的悲剧，当然也是一种衰败文化的宿命。
曾的面孔因此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
流沙河说过曾国藩“可怕”，的确，在曾的圣人温情后面，是刀锋的惨刻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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