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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吴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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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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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春秋》记载不少所谓吴越时期的诗歌，用的是汉语，文从字顺，毫无古越语痕迹。这些诗歌是汉代人创作，好比现代人编古代历史剧。
秦汉以后，见于载籍的吴会地区人名，已不见勾践、夫差、者旨于赐、不寿等古越语痕迹。但是古越语的地名仍保留下来，姑苏、无锡、芜湖、句（音勾）容、余杭、于潜、诸暨等，沿用至今。南方的柚子本是古越人栽种的水果，现在，浙江、福建、台湾以及西南地区的汉人称柚为「抛」，「抛」是古越语遗存。吴语有古越语的零星遗存，但就整体而言，它已是汉语的方言，而不是古越语的嬗变延续。
总之，秦汉以后的吴越文化，其民族性发生根本变化，文化的基本形态由越族文化变为汉族文化，语言由越语变为汉语。
2.由尚武变为崇文
《汉书·地理志下》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段话常被人们称引，说汉代的吴越民风仍与东週一样，尚武骁悍；并据此认为，直到永嘉之乱，北方士人大量南渡，才一举改变吴越文化的尚武特点。此说不但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与人类学、民族学原理相悖。
评说吴越文化的特徵，应以吴、会平原为准。例如，上引《汉书·地理志》评说先秦的吴越风习，就以身居吴、会平原的「吴、粤之君」为其代表。说汉代的吴越风习，也应以吴、会平原为准，否则就没有可比性。此其一；其次，在时间段上，应以民族大换班基本完成以后，即西汉中后期、尤其是东汉时期为准。查古代文献资料，在这样的时间段与这样的地理范围内，很难发现吴越之民还「好勇」如前、「轻死易发」的事实。 ZGWWW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吴越地区几乎是唯一的净土。东汉末年，唯勾章人许昌起事，当年即被孙坚削平。此后，孙坚并没有在「轻死易发」（？）的故土聚众割据，而是北上角逐。《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云：「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试想：「其民」「轻死易发」的地方，怎能一再成为乱世中的「乐土」？
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古表明，吴越地区的冶金业，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以剑等兵哭最为精致，到了汉代，则以铜镜为代表。西汉的丹阳郡，东汉的吴郡与会稽郡，是全国铜镜的着名产地，质量居全国前列。剑是凶器，镜是美容器具，冶金业的代表性产品由剑变为镜，从一个侧面反映吴越文化的特点已由尚武变为崇文。《汉书·地理志》说汉代的吴越之民仍「喜用剑」，而田野考古表明，吴越地区所出的汉代铁剑并不比别处多，也不比别处精，与东周时期的吴越铜剑根本无法攀比。班固恐怕是「刻舟求剑」，以旧成见窥测新形势，其言有失据之嫌。
3.文学与子学
转型后的吴越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它与其它地区的汉文化比较，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下面以西汉的文学与东汉的子学为例，略见其端倪。 zgwww.net
西汉初，见于正史的吴越士人，仅有严忌一人。忌本姓庄，《汉书》为避东汉明帝之讳而改为严。据《汉书·邹阳传》记载，严忌与邹阳、枚乘「皆以文辩着名」。初依吴王刘濞，后来，刘濞与景帝矛盾激化，他们三人北上投靠梁孝王。东汉王逸编撰的《楚辞章句》一书，有严忌《哀时命》一篇，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吴越第一篇文学作品。
汉武帝时，会稽郡有严助、朱买臣位列九卿。据《汉书》本传记载，严助与朱买臣都是「吴人」。据《汉书·严助传》云，吴人严葱奇也得武帝「亲幸」。
上述四人，皆长于辞赋。《汉书·艺文志》记载：「庄夫子（严忌）赋二十四篇」、「常侍郎庄葱奇赋十一篇、庄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汉书·地理志》说：「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他们在经学方面成就不显，《汉书·艺文志》仅记有「《庄助》四篇」，归为「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吴越士人，西汉时期以辞赋见称于世，东汉时期，则以子学最为所重。
卢云先生根据东汉时期各地区所出的书籍种数、《后汉书》列传人数，以及五经博士、三公九卿、从事私家教授者的籍贯分佈，这五类数字，制成「东汉时代的文化发达区域」图。与「豫兖青徐司地区」、「三辅地区」、「巴蜀地区」相比，吴会地区经学书籍所佔比例最小，而子学书籍比例特大，佔到52%。吴会地区的子学着作不但数量特大，而且质量特高，汉代最重要的子学着作莫过于王充的《论衡》，它就出在吴会地区。 国学参考
4.养生与隐逸吴越地区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战争较少，又有长江、钱塘江等天然屏障，是隔岸观火的好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气候宜人，只要家有薄产，可以静心做你的学问，玩你的艺术与科技。因此，经学不显，子学发达，文艺与科技人才特多，是此后二千年间吴越文化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汉代就已显露出来。这样的地理环境，也是修身养生、藏匿隐士的理想地方。
古代最复杂的养生术莫如炼丹术。世界炼丹史上第一部理论着作《周易参同契》就产生于东汉时期会稽上虞人魏伯阳之手。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炼丹家兼医药学家几乎全出于吴越地区。
「光武无寸土，子陵有钓台」。汉代最着名的拂袖高蹈的大隐士严子陵就出在东汉初年的吴越。《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披羊裘钓泽中。」刘秀三番五次派人把他拉到洛阳，他还是不肯做官。刘秀与他「共卧」，他竟敢把腿压在皇帝老兄的肚子上。最后，皇帝屈服了，放他回家，「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终于家。」今子陵钓台距江面约70米，使人有「放长线钓大鱼」之感。不过从钓台仰望，高山插云，俯瞰大江，春水融融。身临其境，确能喜忧俱忘，宠辱不惊。遥思之陵当年，垂钓处一定贴近江面，一定是后人把钓台越筑越高。看来，钓台的确比帝座牢固、永久，富春江更比洛阳城清静得多，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此后，吴越地区一直是「逸民」、高僧的天堂。每当北方游牧民族血洗中原时，这里尤其成为红尘中的一片绿荫。这片绿荫在东汉时就已长成，并不是永嘉之乱以后北方难民从血海中移植过来。 国_学_参_考
「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主要人生道路。这使他们失去独立的人格。要想人格独立，必须生活独立。吴越地区的文人生活独立的可能性较大，这使他们可能不学或少学直接为「帝王家」服务的经学，而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像《儒林外史》所描写的那样。《儒林外史》正是产生在吴越地区。从严子陵到《儒林外史》，一条非主流的文人生活道路，两千年不绝如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越文化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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