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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孔家店：历史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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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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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沸沸扬扬的国学热中，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中的境遇进行一些剖析和梳理，应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在这脉络庞杂的体系中，以“打倒孔家店”为切入点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稍微上了些年纪的人，对“打倒孔家店”这句口号应该是不陌生的。但实事求是地讲，这句话在当下的含义与其本意相去甚远。但又有多少人会去探究事件的来龙去脉呢？1921年10月，《吴虞文录》经胡适牵线由上海东亚出版社出版。在《吴虞文录·序》中，胡适写道：“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这大概可以算作“打倒孔家店”的滥觞之处吧！但诸位请注意，在这里，胡适先生所说的只是“打孔家店”，而不是“打倒孔家店”，虽仅一字之差，但语意却大相径庭！在汉语里，“打”只强调动本身，“打”它一下子，哪怕是一阵子，也不一定会倒下。而在“打倒”这个词中，“打”只是一种方式，关键是“打”后的结果“倒”。在这里，胡适的一个“打”字，只是用来表明他对“孔家店”的些微不满和对吴虞的支持。是时，吴虞也只不过49岁，算不上太“老”，时值而立的胡适以一个“老”字称之，敬重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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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打”字又如何被“打倒”所替代，似乎无从考证！当然，作为一个口号，“打倒孔家店”肯定比“打孔家店”更有感染力和号召力，更朗朗上口，有过游行经历的人肯定会有这样的感受。这大概是这个口号演变的主要原因吧！
不管怎样，还是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吧！吴虞，生于1872，卒于1949，成都市新都人，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经学，戊戌变法后，转而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四川反对儒家传统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锋，“反对孔丘，实获我心。四川反对孔子，殆自余倡之也”（《吴虞日记》）。“自尊孔黜百家而后，后汉王充始著文问孔，历二千年而有明李贽之诽孔，后贽三百年，先生再起而斥孔”（范朴斋《吴又陵先生事略》）。
1918年4月，中国现代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问世。关于小说的主题，鲁迅先生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弊害”何在？乃在“吃人”。读到这篇小说，偏安四川的吴虞如沐春风，如饮甘霖，1919年11月1日，他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吃人与礼教》，将鲁迅关于礼教“吃人”的观点发扬光大：“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他痛心疾首，儒家思想“祸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有鉴于此，吴虞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吁：“呜呼！太西有马丁·路德创新教，而数百年来宗教界遂辟一新国土；有培根、狄卡儿创新学说，而数百年学界遂开一新天地。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而要打开“新思想”、“新学说”、“新国民”、“新国土”等新局面，关键还在于破除封建礼教，简而言之，“打倒孔家店”。
国/学/参/考
吴虞不但是“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者，更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他的父亲吴兴杰早年任富顺县教谕，但因品行不端，1893年被革职。赋闲在家的吴兴杰，不但不思悔改，而且更变本加厉，到处寻花问柳，家无宁日，搞得家里鸡犬不宁。为了平息家庭纠纷，他又给父亲娶了一房太太。不成想，自己却引火烧身，父亲和继母非但不领情，反而要求他搬出成都的住房。无奈之下，他和妻儿不得不又回到乡下，他给不满一岁的儿子取名阿迁来纪念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此后，在吴虞的心中，父亲便和魔鬼无异。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也。”（《吴虞日记》）。1910年，由于与父亲的家产纷争迟迟无法解决，吴虞不顾“亲亲相隐”的古训，一怒之下将他诉至官府，成了轰动成都教育界的“上流社会”的“家庭革命”。虽然最后自己胜诉了，但“不孝”、“非理非法”、“忤逆”等道德的谴责却随之而至。为了洗刷自己的清白，排遣胸中的郁闷，他写了《家庭苦趣》一文在朋友间传看，可谁又会料到他的一位同学却约了四川教育总会的一干人马以“扬亲之过”的罪名将他告到官府，并派兵缉拿。吴虞闻风而逃，但官府依然穷追不舍，“移文各省逮捕”。当时的四川教育总会会长徐炯痛骂他是个“豺狼不食”的东西，“士林耻与之为伍”，应将这个“名教罪人”，“逐出教育界”。后人曾评价道：吴虞之所以走上“非礼”、“非孝”的道路，不能不说和家庭状况有一定的关联。此言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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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还有一件挺有趣的故事。南社的柳亚子也是“非孝”的先锋，扬言父子应以兄弟相称。他在写给儿子柳无忌的诗中写道：“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孝尔公。”他甚至比吴虞更胜一筹，甚至主张废除伦常，且听：“共和已废君臣义，牙慧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
困顿潦倒的窘境，知音难觅的悲凉正是导致吴虞频频和外界联系并最终走出四川的重要原因。由于他的《辛亥杂诗》曾经在陈独秀主办的《甲寅》杂志上刊出的原因，无奈之中他写信给陈独秀诉说自己的苦闷：自己文章在四川惨遭封杀，尚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将“依次录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陈独秀慧眼识珠，旋即回复“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于是，从1917年2月开始，吴虞以反孔为主体的一系列文章在《新青年》相继刊出。至此，这位“蜀中名宿”（陈独秀语）作为“反孔偶像”的地位已基本确立！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1921年，历尽坎坷的吴虞终于受邀到北京大学任教。但客观地讲，吴虞的北大之行并不如意。初来乍到，马幼鱼、沈尹默、胡适、沈兼士、沈士远、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等众多名流的热情，曾经令他倍感亲切；青年学生们众星捧月般的激情，也曾让他着实欣喜过一阵子。但所有这一切，都如昙花一现般地很快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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