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如果他们不想被后人遗忘，方式往往只有两种：一种是流芳百世，另一种是遗臭万年。严嵩无疑属于后者。他身负贪婪狡诈、残忍专横的骂名，列名于《明史?奸臣传》。

他出仕的时期正值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这个多事之秋。明世宗在位四十六年，他只关心两件事，即“大礼议”和玄修，而大臣们在这两件事上的态度则是他衡量人才的标准。严嵩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都恰到好处，因议礼而骤贵，赞玄修而得宠。“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纵观严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严嵩的人生信条是不做山，只做水，随地方，就地圆。

严嵩这个人的形象，先后截然不同：他先曾退隐家乡的钤（ｑｉáｎ）山，潜心诗学，其诗“清丽婉弱，不乏风人之致”，又与文人墨客倾心相交，俨然是一个“天下以公望归之”的雅人；后来入阁柄政二十余年，几番沉浮，成为明代少有的几个能够“得君专政”的内阁大学士，然而这段政治生涯却将他的声誉毁损殆尽，他成为“近代权奸之首，至今儿童妇人，皆能指其姓名，戟手唾骂”（钱谦益语）。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不同呢？在我们看来，这还是跟他个人的性格有关。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成化十六年（1480）正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祖父严骥、父亲严淮虽然都是布衣百姓，但在明代江西习儒之风颇为盛行的背景下，严嵩又是长房长孙，自出生时起，就被严家寄以光宗耀祖的厚望。多年后，严嵩位居宰辅，父、祖因之受封赠，严家改换门庭的愿望终于在严嵩身上得到实现。

严氏家境并不富裕。严嵩自幼聪颖，其父严淮倾其所有供他读书。经过多年苦读，严嵩终于在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进士，并随之以《雨后观芍药诗》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明制，选新进士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士，继续学习，并练习政事），这年严嵩刚刚二十六岁。正德二年1507），严嵩庶吉士结业，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他终于实现了父祖的夙愿，跻（ｊī）身于翰林之列，找到了晋升的阶梯。

严嵩少年得志，一片锦绣前程似乎已在他的面前展现。但是，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他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按照封建礼制，子孙守制三年即可（实际不足三年，仅二十七个月），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原来，借守制为名，他在家乡的钤山读起书来。正当壮年，严嵩何以退隐钤山，闲居八年呢？这还得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

武宗朱厚照好逸乐，建豹房，游宣府，终日为所欲为，纵情享乐，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许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

严嵩退隐钤山，正是仔细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才做出的决定。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取灭亡。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耻的。严嵩退隐钤山，也与明代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们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学士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丝毫没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机会。正因如此，严嵩才审时度势，借丁忧之机，托辞称病。

正德三年，严嵩在钤山之麓修建堂舍，取名“钤山堂”，过起了隐居生活，以诗文自娱。在此期间，严嵩“锐意名山大川，揽胜寻幽，著述日富”。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诗文有清雅之名。时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称：“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严嵩的文学造诣在后世的史书中很少被人提及，这与严嵩身负“奸臣”的骂名有关。但是，因人废文并不可取，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传说北京老字号酱菜店“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的墨宝。

在归隐期间，严嵩还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不仅学问渊博，而且还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也扩大了社会影响。正德七年（1512），严嵩还应袁州府太守之请，修《袁州府志》。严嵩经过三年努力，于正德九年（1514）将《袁州府志》纂修完毕。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严嵩因之声望日隆。

钤山隐居的八年，对严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避居钤山，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严嵩潜心读书，埋头诗作，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

正德后期，政局变化很大，刘瑾被诛，焦芳削官，朝廷中当政的主要是杨廷和、费宏等人。他们都是南人，也多属于正人君子，与严嵩还多少有些交情。在严嵩看来，已经等到了出山的时机。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严嵩应诏复职，启程赴京，重返仕途。

当时严氏父子把持着朝中官吏的任选、升迁。官无大小，皆有定价，不看官员的口碑、能力，一切都以官员的贿金为准。严世蕃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搜刮，家财富可敌国。据说，严世蕃与妻子要将金银埋藏到地窖里，想起这都是仰仗他父亲得来的，于是就请严嵩来观赏，严嵩一见，数量之巨出乎想像，顿时目瞪口呆，隐约感到大祸将至。

严嵩虽然奸贪狡诈，但却只有欧阳氏一个妻子，二人携手终老。严世蕃在这点上与他父亲截然不同。贪必好淫，淫必生贪，这话用在严嵩身上未必准确，但用在严世蕃的身上却很合适。他荒淫无度的生活比起《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过之而无不及。严世蕃的妻妾就有二十七个，其他的侍女、丫鬟更是无数。他让他的这些美妻娇妾，列屋群居，她们所用服饰，绣着龙凤花纹，点缀着珍珠宝石，极尽奢华之能事。严世蕃用象牙床，围着金丝帐，朝歌夜舞，很为自己的奢糜生活感到得意。但是他没想到，这正是他最被百姓痛恨的原因之一。嘉靖一朝，南倭北虏，民不聊生，严世蕃的大肆奢华铺张当然就更招人忌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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