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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成都的“满城"与旗汉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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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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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左司衙门，右司衙门，理事同知衙门等。满城内警戒森严，哨卡林立，每个城门设盘查厅，并在交通要道，水栅设卡子房十二所，平时各甲还派出旗兵，巡查来往可疑现象。
辛亥革命以后，“满城”内的房舍几已全部改建，城墙、衙署、寺庙已陆续拆除，唯街道结构大体上还保持原貌。
“满城"与旗汉分治
清王朝入关以后，除了派重兵驻守京畿地区以及东北基地外，陆续派遣八旗军驻守全国各地，名日直省驻防，从顺治到乾隆始完成这一布置。清王朝把各省八旗驻防作为统治支柱，“山川要隘，往往布满”(曾国藩语)，以之监视绿营和地方政权，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它具有强烈的民族压迫性质。“我朝定鼎以来，虑胜国顽民，或多反侧，乃于各省设驻防兵，意至深远也”。它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清统治者的深谋老算和驻防八旗的使命。
在八旗军驻防的地方，均设“满城”驻守。这种情况在康熙以前固属军事上的需要，但在平定“三藩”，内地局势已基本稳定以后，旗兵单独筑城设防已非必要了。因为八旗驻防之处，均有旧城可守。这一事实表明：“满城”除了军事意义外，同时也是清王朝为了在八旗体制中长期保持“清语骑射”的传统，抵制“沾染汉俗”，用“满城”把旗、汉人民隔离开来，这就是旗汉分治的措施之一。 zgwww.cn
清统治者在入关前后，在对待如何坚持满族固有文化习俗和吸取汉族文化上，常常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它既企图保持清语，又不愿大量吸取汉族文化；它顽固反对旗人“沾染汉俗”，但统治阶层却率先接受汉俗；他们置身于汪洋大海的汉族地区之中，却企图用“满城”把旗人封闭起来，防止与汉人接触。他们的种种努力，都是企图实现那不可完成的事业。
清初，王朝采取火与剑的手段，在全国强制推行薤发和满服，意图一体“满化”，消除其它民族的民族意识。难发和满服固然是民族习俗的一个方面，但它远远不能使低文化的民族取代高文化的民族，高昂的代价并不能解决“满化”问题。清统治者发现汉族文化事实上不能取代，就转而提倡汉族封建文化，实行“以汉治汉”作为巩固其统治的必要手段。最初，皇太极组织人力把《刑部会典》、《孟子》、《三国演义》等书翻译为满文。到康熙时期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编写《性理精义》，篡辑《朱子全书》等。并鼓励贵族子弟学习《四书》、《通鉴》等书，以吸取历代统治经验。
满族贵族集团沉浸在荣华富贵、骄奢淫逸的生活中。他们在本身从精神到物质都最先抛弃“清语骑射”，“其俗俭约，不尚华靡，其人憨直”的传统。起初清统治者在与明王朝的斗争中，深深地懂得明贵族集团庸懦、腐朽、文弱、贪鄙的恶习，并称之谓“汉人习俗”，他们甚至也预感到自己或将步其后尘。因此。他们竭力要求其基本队伍保持“清语骑射”的习俗。清统治者认识到语言是一个民族意识的重要标识，骑射是取胜兴旺之道。“清语骑射”的保持意味着清政权的巩固。从皇太极起，历代清帝都强调“清语骑射”是立国之本，要求旗人把它奉为“列朝圣训”和“国法”，并经常以金、元朝的衰亡归咎于放弃国语骑射1以此警戒他们的子孙。 zgwww_com
天聪八年皇太极谕：“朕闻国家承天创业，各有制度，不相沿袭，未有弃其国语反习它国之语也。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远，万世弗替也。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率致国运衰微……朕结承基业，岂可改我国制而听从他国?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勿仍习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旧名……其沈阳城称日： ‘天眷盛京’；赫图阿拉城日：‘天眷兴京’，毋得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决不轻恕。”
崇德元年十一年(1639年)皇太极命弘文馆大臣读《金世宗本纪》，读后，他盛赞金世宗坚持本民族语言和骑射的政策，称之谓“声名显著之贤君”、“小尧舜”。而他的后代抛弃了这一“祖宗旧制”，从而导致金政权的灭亡。他说：“(金)世宗接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唯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毋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因此，皇太极要求把“清语骑射”作为“祖宗旧制”，并谆谆告诫：“此言实为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为此皇太极经常告诫八旗将领，务使旗兵“娴于骑射”，使能“野战则克，攻城则取。” zgwww.net
以后，历代清帝都以此“垂训”为不可改变的“祖宗旧制”。乾隆十八响、并“著于紫禁箭亭、御园、吸见楼及侍卫教场、八旗教场各立碑刊刻，以昭朕述推广之至意，俾我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州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
清统治者利用八旗体制的束缚，严格推行“国语骑射”的“国法”。《御制八旗箴》明确规定：“国语勤习，骑射必强”是八旗官兵的座右铭。平时不得习汉语、汉文，即使“学习汉文，亦取其清通文义，便于翻译。”(《道光二十三年上谕，见《成都县志·学校》，同治年版)为了防止旗人“沾染汉俗”，清统治者以“满城”为区划，实行旗汉分治的民族隔离政策，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直省驻防八旗是独立于地方的单位，它直接承受王朝的指挥，地方政权不能干预。八旗官兵在政治、经济、法律上都受到特殊的优待，“国家恩养八旗，至优至渥。”特别在法律上以“旗人法”治旗人，满族的宗室觉罗“黄带子”、“红带子”受到特殊的保护。一般旗人犯法也由八旗内部理事同知衙门处理、因而在旗汉纠纷中受到一定的袒护。并且明令“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徙免发遣，分别枷号”，这就是说旗人免去流放的刑罚。其理由是“原立法之本，亦以旗人生则入档，壮则为兵，巩固本根，未便远离。”以上优厚的待遇使驻防旗人在当地人民中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人为地在满、蒙、汉等民族之间树墙掘沟，从心理上造成隔阂，民族隔离政策使旗人欺凌汉人的现象成为合法，汉人见普通旗兵也得尊称为“千(总)爷”，表明旗人优越的社会地位。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只能加深民族的矛盾，造成民间的“排满”情绪，在清末这一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在“预备立宪”过程中，清王朝被迫提出“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的问题，表示要消除旗汉之间的不平等状态，和他们的祖先的设想刚好相反，成为绝大的讽刺。 国*学*参*考
二、八旗制度对旗人实行严格的地域封禁，把旗人束缚于狭小的天地内，阻止其接触广阔的社会生活。努尔哈赤在建旗初期，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把八旗人户都编入作战体系中，旗下人对王公贵族有强烈的依附关系，旗人家属也置于佐领的管束之下。“夫佐领之管所领下人，无异州县之于百姓”。在称谓上，旗人称呼“佐领大老爷、骁骑校二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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