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究先义后利、看重动机的传统下，即使是正常人，即使干出了功业，如果动机不纯也得遭到当时后世的非议责难，何况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而动机又如此邪恶的事业？再何况制造这场纷纭的是个阉人呢？

所以史家用“残害忠良”轻轻掩盖了这场整顿，应该是很有些道理的。

大义凛然之外，是不是史家还有暗暗的担心，怕如果对刘瑾之流说了那么一句半句好话，对其政绩来点小小的肯定，即使是模棱两可，也会像大堤上一个小小的蚁穴，将会导致洪水扑天而来呢？那种邪恶的势力是一刻也不能纵容的，否则这许多寒窗苦熬的人还会有出头之日吗？——谁不知道宦官窃权要比外臣容易得多呢。

所以刘瑾所全部的罪状，其实可以归纳为一条：阉之罪，一条就足够了。

阉人，窃取至高无上的皇权，该杀！阉人，践踏天下忠良，该杀！阉人，搞什么吏治整顿，该杀！

不仅仅是你刘瑾，只要混得在史书有专传的阉人，十之八九有罪，都该杀！

杀、杀、杀、千刀万剐······

我不知道那天当刘瑾弯腰准备为康海脱靴的时候，康海心里有没有一丝丝的感动。反正，那个晚上，他和刘瑾喝酒喝到了天亮。

当然，他为这场交往也付出了预料中的沉重代价：“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明史一百七十四·文苑传》）

据说当时康海救的李梦阳已经身居高位，目睹康海受株连却一言不发。康海大怨，做杂剧《中山狼》影射李梦阳忘恩负义。

真是忘恩负义吗？

康海难道不能理解李梦阳的苦衷吗？——

几千年来，有几位正人君子敢和鸿沟那一方扯上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