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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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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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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的温馨记忆
如约赶到陆费铭琇家时，我发现，在那间小小的会客厅里，中华书局的历史复活了，它让我触手可及，95年的历史，不再是冰冷的隔膜，反倒透着许多人性与真情的温暖。
陆费铭琇是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的幼女，随着哥哥陆费铭中的年龄增大、记忆减退，诉说父亲的往事、保存中华书局历史的任务就由她来承担了。在她家十平米的会客厅里，放置着一张小床、一架钢琴、一个小茶几，小茶几和小床上，堆着一摞摞的资料，那些都和她的父亲以及书局有关。老人今年已经82岁，她风趣地说：“我这里已经成为中华书局的资料中转站了。”七个研究中华书局的博士、港台及海外研究书局及陆费逵的学者，都通过她传递着彼此的研究成果。她珍藏并阅读这些资料，越发感受到父亲的价值并没有被历史所遗忘。父亲匆匆走了，给他们留下的是清贫的生活，可是巨大的精神财富，让他们感到作为陆费公后人的荣耀。
耄耋之年，她的心里还有许多失落，父亲去世多年，可是对父亲的全面评价却仍然空缺。研究商务印书馆的书籍那么多，而研究中华书局的书是那样的少，真的希望大家好好研究书局的历史，不要给父亲创办的中华书局留下太多的空白。她说：“我对书局有感情，所以自愿保存这些史料，我不在了，希望还有人能够接力，老中华人的真情，是不能割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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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新教材让书局一夜成名
“父亲创办书局的成功，很重要的因素是他具有超越凡俗的眼光”，陆费铭琇对我说，她指给我看陆费逵先生的一段话：“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陆费公的这段话，放在今天也许不觉得有什么特异之处，可是在95年前，这些话是振聋发馈的。这种理念，使得他在开创中华书局的事业时，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
商务印书馆比中华书局早成立15年，在1911年，商务已经是中国书业的龙头，想在它的格局下有所突破，并非易事。可是陆费逵做到了。1910年，时任商务印书馆图书出版部部长的陆费逵，为中国教育会起草章程时提出，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应该三者并重。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看到革命必定成功，教科书应有大改革，以共和政体为内容的新教科书将成为当前之急需，而商务却是漠然视之，这正是另创书局的有利时机。于是他就与戴克敦、陈协恭、沈颐等人暗中筹集资金，加紧编写新教科书，并筹设中华书局。
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正式成立，资本两万五千元，办事及编辑人员十余人，陆费逵任局长，沈颐任副局长。陆费逵在开办时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迅速发行中华小学及中学教科书，在新教材中称赞“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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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又出版了《新学制教科书》和《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刊出新国旗作书籍封面。这些教科书体例新颖，风行一时，遍及全国，争得了广大的教科书市场。各省纷纷向中华书局函购教科书，顾客登门求购的络绎不绝，“架上恒无隔宿之书”，一时供不应求。当年营业额就达20多万元。这些情况让陆费逵始料未及。他迅速扩充资本，添设印刷所。中华书局由一家新成立的后起出版企业，异军突起，居然在一二年间享誉海内，真有一夜成名之感。
“民六危机”让书局差点倒闭
但是好景不长，1917年，中华书局差点走向了倒闭的深渊。
1916年，中华书局修建印刷厂、发行所大楼及添置器材设备，耗资达80多万元。书局在前三年内，在全国重要城市设立分局40余处，职工达几千人。国内军阀混战，导致西南各省分局有的停业达半年之久，厂所迁移、停工停产导致收入减少，加上内部人员挪用公款，同业竞争又十分激烈，内忧外患，致使书局的财政状况十分不佳。当时中华书局原有资本仅100万元，吸收存款达120万元，平时运行资金全凭吸收的存款和行庄押款来维持。1917年春，外界谣传纷起，说中华书局即将破产，存户纷纷前来提款，几天就提走现金八九万元，资金周转失灵，书局真的到了倒闭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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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危机，董事会决定出租书局以保住中华书局。当年12月，改选俞复、于右任、范源廉、康心如、孔祥熙、戴克敦、宋曜如等十一人组成新的董事会，陆费逵改任司理，处理日常事务。宋曜如是宋子文的父亲，作为书局的股东和大存户，他极力劝说债权人共谋维持之方，终于商定了分年摊还的办法，使得书局得以渡过难关。
1918年3月，中华书局刊登启事，向债权人征询债务分期偿还办法，启事一出，债务纠纷渐渐平息。到了4月，吴镜渊、俞复、陆费逵等组成维华银团，筹资10多万元，作为印制教科书的周转资金。1918年12月，召开股东大会，陆费逵以最多票数重新当选董事。至1919年12月，陆费逵改任总经理，取消了局长制。此年书局盈利2万元，虽然利润很少，却扭转了困难局面。“民六危机”出现了转机。
陆费逵在《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中说：“当此之时，危机间不容发。最困难之时代，凡三年余，此三年中之含垢忍辱，殆非人之意想所能料。”在这场危机中，陆费逵也陷入困境，不少好友都请他脱离中华书局去干别的工作，教育部长范源廉希望他到部里任职，《新闻报》社请他去担任总主笔，等等，但他都不为所动，从此一辈子坚守在书局的岗位上。1943年，金兆梓说陆费逵对于中华书局而言：“首创之者先生，扩大之者先生，中经蹉跌而复兴之者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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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书与古籍：延续至今的荣耀
今日的中华书局在知识界崇高威望的建立，并非点滴之功，它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当年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中华书局靠教科书起家，但后来却不局限在这一领域。陆费逵素以改良中国辞书为己任，他创办书局后，编印辞书自然就成了重要的出版业务之一。书局出版的第一部字典是《中华大字典》，初版于1915年。这部字典在1911年就由陈寅发起，陆费逵参与其事，书局成立后，又以几十人之力，费五年之功，才告完成。这本字典收字四万八千多字，所收字比《康熙字典》还要多，而且解释简明，编排合理，查阅方便，还校正了《康熙字典》中的错误4000多处，因此出版后很受读书界和学术界的称道，被评为“现在唯一之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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