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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看历史闲谈大明朝的打屁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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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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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杖制度的一个大问题是：它的“操作灵活性”很高，特别适合具体执行者上下其手、推波助澜。负责行刑的是锦衣卫的校尉，监刑的是司礼监太监，受杖的人的轻重死活，在很大程度上都由他们说了算。一般来说，被“着实打”的，一般不死则残，轻者也要半年才能伤愈；被“用心打”的，一般决无生还之理。还据说锦衣校尉行杖时，只看监杖的司礼太监的两双靴尖，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还不致于将人打死，若靴尖向内一收，就休想活命了。 所以，廷杖表面上是皇帝下令执行，而生死之权却是操纵在宦官手中。这无疑给了这些原本只是奉命行事的人极大的权威和“主观能动性”，由此，廷杖从皇帝用来威吓镇压，折辱士气、使士大夫乖乖听话的利器，渐渐成了宦官打击敌对的廷臣的工具。
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主观意志和技术保证。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据说，这训练是：在砖头的上面盖一张纸，要求将砖头打碎，而纸一点不破。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这是个技术活儿，很讲究“曲不离口、拳不离手”的。史载：正德年间，南御史李熙弹劾贪吏，触怒了大宦官刘瑾，矫旨杖三十。当时南京禁卫久不行刑，特地选卒练习数日，等技术过关了再打，李熙差点被打死。不知道就是要这个分寸，还是禁卒们临阵磨枪，没有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zgwww.com
最初，执行廷杖的例子并不多。皇帝的本意，也许不过是借此树立威风、叫臣下老实听话罢了。但是由于有了以上的好处，廷杖执行者就更有热情使之“制度化”。英宗时，宦官王振擅权，谁要冒犯了他，即用皇帝的名义，当廷杖责。“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率受此辱，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从这以后，廷杖就成了明朝皇帝处分臣下的常事。宪宗继承了这个传统，“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诏责给事御史李俊、王浚辈五十六人容隐，廷杖人二十。”宪宗还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宪”的本意，就是“小聪明”），南京有几个官员联名的章疏中有个错字，叫他得意地摘了出来，立即叫锦衣卫去南京，在午门前每人打二十记屁股，并由南京守备太监监刑。 不过这个时候，受廷杖者还不脱衣服，并可用厚绵衣垫着，尽管耻辱，总还保留一点体面，而且挨打的人也不很多，受杖者犹须卧床数月，始得痊愈，“死亡率”也不算很高。
到了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用事，这个心理变态的家伙握权后，从此就得脱了裤子，裸臀受杖。那些如虎如狼的锦衣卫们，在司礼太监的监督下，一边喊着数，一边用荆条抽打。顷刻间，士??令人不寒而栗。应了“作法自毙”的老话，对打别人屁股充满热情的大宦官刘瑾，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挨板子。不久后，他在宦官内讧中倒台，“是日……传言上御门，瑾上前，到午门上跪。又云锦衣卫掌卫事指挥刘珲出班跪奏：请旨打多少？亦不闻言语。须臾即起云：‘有旨打四十！’当值官校齐声答应讫，有一官大声云‘打四十！摆着棍，五棍一换打！’每一宣告，则各校官齐声应答如前”（《骨董琐记》）。在明王朝两百多年的漫长“打屁股史”中，只有这一次算得上是大快人心的。 zgwww.cn
在正德、嘉靖两朝，廷杖制度可谓“发扬光大”了：不但挨板子的人多，被打死的人也多。而场面最壮观的两次廷杖，一为正德十四年的“谏南游”，两次共打了１６８人的屁股，打死１５人；二为嘉靖四年的“争大礼”，一次就打了１３４人的屁股，打死１７人。正德年间，武宗放荡不羁，耽于游乐，数次南北“巡幸”，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又欲南巡，而明财赋主要就仰仗东南几个省区，武宗此举无异劳民伤财。“文死谏，武死战”，当时的朝臣也发动了一场反对南巡的运动。 武宗开始打算躲过这些呆头呆脑的士大夫，来了个称病不视朝。可是士大夫们伏阙俟旨，坚持请武宗收回成命。武宗于是大为震怒：“这帮读书人真是反了！”遂将黄巩、陆震、夏良胜等人下狱，翰林修撰舒芬等107人罚跪午门外5日，继而各杖30，降级调外用，黄、陆等各杖50，贬为庶民。一时间棍棒齐下，血肉横飞。以往的廷杖一般都是单独的个人或几人受刑，上百人伏在午门外的地上一起打屁股，不可不谓壮观，也开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
武宗只是空前，并未绝后，还有规模更大的。 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明武宗朱厚照结束了他胡闹的一生。这个荒唐皇帝无子继承皇位，大臣们根据“兄终弟及”的祖训，立正德皇帝的堂弟朱厚骢为帝，这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骢此时已经１６岁，而且名声不坏，大臣们立他也是希望这个皇帝像样一点，听话一些，不要跟那个荒唐的堂兄一样。可是恰恰是这个皇帝，让士大夫们的屁股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痛击。 ZGWWW
因为世宗是以同辈庶兄弟身分登基的，旁支继任大统，当时大臣们的观点是“为人子者为人后”，要求朱厚骢要以孝宗为皇考，而尊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也就是认自己是孝宗（他的伯父）的儿子，而他的生父兴献王只能做“皇叔父”。 但是朱厚骢不愿意：他是来当皇帝的，不是来当皇太子的，如果连亲生父亲都成了问题，这个皇帝不当也罢。于是，嘉靖帝即位刚六天，就出人意料地提出，要为他的生身父母上“皇帝”、“皇太后”的尊号。而因此遭到大臣们的普遍反对，这就是著名的所谓“议大礼”。今人可能觉得此争不可思议，但以当时的正统观念，这却真的是非常严肃的国家大事。“为人子者为人后”一派阵容强大，以内阁首辅杨延和为首；还有一派以新科进士张骢为首，看清楚了皇帝不愿意放弃家系，就主张应以兴献王为皇考，并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进兴献帝一代，号为睿宗，这一派人单势孤，却受到嘉靖的支持。
于是这场争论延续了三年，是非非但没有越辩越明，矛盾还越弄越大。小皇帝也已羽毛渐丰，可以踢开这些绊脚石了，遂罢免杨廷和等数人，由张骢入阁，正式采纳其建议。 更改尊号的谕旨一出，杨廷和之子杨慎在宫门外的金水桥边对百官大呼：“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杨慎是当时士林的青年领袖，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杨慎入京会试，“殿试第一”，高中状元，这年他24岁。按说阁老之子高中状元，闲言碎语总不可免的，但杨慎却没经受这道“手续”，因为大家公认他有那个实力。此时他振臂一呼，向应者自然云集。 于是，士大夫二百三十多人跪在左顺门哭谏请愿。金水桥畔哭声连天，紫禁城内如遭新丧，据说“哭声震瓦”，简直是无法收拾，晦气至极。皇帝下旨令退，但众人不肯，甚至连内阁毛纪和石宝也加入了跪伏。皇帝再令退，仍无效。就这么从早晨一直僵持到了正午。 此时的嘉靖帝年方十九，血气方刚，正跃跃欲试，终于按捺不住愤怒，于是下令就地执行廷杖。将为首八人下狱，连同治罪的总计二百二十人，四品官以上的全部夺去俸禄，五品以下的官员一百八十余人加杖刑，可怜群臣们一天没有吃饭，却吃一顿大根，痛打之下，当场毙命十七人，另有数十人被皇帝打入狱中，其余或残或伤，败下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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