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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看历史闲谈大明朝的打屁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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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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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倒还命大，虽被打得死去活来，但总算“毙而复苏”。廷杖后，被谪戍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前后三十多年。由于杨慎“天禀倔强”，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放弃，朝廷也始终不准赦还，最后在嘉靖38年（1559）含恨死于云南戍所，终年72岁。今天桂湖公园中升庵祠前，有联赞他：
投边益显宏文，全蜀才华推第一；佐父同争大礼，有明忠谔叹无双。
（杨慎词临江仙 《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开场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后来这首词被清初的毛宗冈移置于《三国演义》卷首，因而名扬四海，倒没有几个人知道原作者是谁了。）
作为现代人，我们已经很难理解，这些忠心赤胆的士大夫们如此执著的必要性，当然，古人是很讲究名正言顺、规矩方圆的，可是这有那么重要吗？而且他们的道理真的就那么正确吗？如果站在嘉靖皇帝的立场想想，除了凶相毕露，似乎还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但是这一次大打出手，却让嘉靖尝到了甜头，简直有些乐此不疲，收不住手的意思。“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朱方以撤防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耀以寇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以子弟冒功，皆逮杖之。方、耀毙于杖下，而黯、侨、良才等杖毕，趣治事。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又因正旦朝贺，怒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皆朝服予杖，天下莫不骇然。”不管多大官职，不管什么理由，都可以按在地上、亮出屁股打一顿，打死了算活该，没打死的还得马上爬起来上班办事，“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嘉靖在位四十多年，杖杀的朝士，超过前代一倍多。 zgwww_com
不光招惹了皇帝挨打，招惹了权臣权宦也一样挨打。最有名的当数张居正“夺情”事件了。 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之父去世，按照古代通常做法，做官者凡有此类“丁忧”之难，都要离任回乡亲自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办事。不论宰辅大臣还是卑官胥吏都要如此。如恋位不归，在伦理观念与纲常世俗上来说是大逆不孝之事，一般说来，只有正在带兵打仗的将帅，才可以因军情紧急而“移孝作忠”，“化悲痛为力量，搞好本职工作”，即为“夺情”。
张居正当时贵为内阁首辅和帝师，权势正当如日中天，担心一去三年后大权失落，也打算“夺情”——但是自己不好说，理由也不充分，于是表面申请回乡守丧，却暗中示意太监头子冯保让神宗挽留，在朝臣方面，也发动与自己交好的李幼孜等人率先上书请留，营造出一种没有张先生，地球不能转的氛围。这些手段果然把小皇帝吓住了，十月，张居正再次上疏请求守丧，神宗不准，称“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弃。”于是命张在职守丧，不上朝，穿丧服在家办公。然而，士大夫却不吃这一套：皇帝他们是惹不起了，可是一个权臣休想过这一关。何况他们也自信真理在手，仁者无敌：这是涉及道德伦理的大事，事关纲常等高尚概念，是不容违背的。于是反对之声四起，翰林编修吴中行、赵用贤陈言请皇帝让张回乡尽孝，“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后刑部员外郎艾穆、沈思孝等更上书“揭批”张居正恋权贪位的丑恶嘴脸：“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 zgwww.com
张居正大怒，要来圣旨严惩。十月二十二日，吴中行、赵用贤各杖六十，削职为民，艾穆、沈思孝各杖八十，发配充军；正在打得热闹，另一位官员毛用澄又赶来奏上一本，也挨一通板子，这就是所谓“五直臣”事件。“五直臣”都被打得很重，尤其吴中行原是张的门生，所以张居正特别愤恨，授意将其打死，后来勉强保全一命。赵用贤是个大胖子，被打得血肉横飞，他的家人还把打飞的肉拣回来，作成腊肉，作为“光荣资本”保存。 张居正虽成功“夺情”，仍旧独执大权。但在朝野上下的心目中，他由一个能干的首辅，立刻变成了一个不忠不孝、面目可憎的权臣，这也落下了他死后被削名抄家的祸根。
这场“夺情”之争和嘉靖时的“议大礼”一样，也不免让人啼笑皆非。张居正不失为有远见、有能力的政治家；嘉靖至少在一开始，也不象一个坏皇帝，如果没有这两次大打屁股，明朝的局面会不会更好些呢？固然，士大夫们的坚持，不能完全说是意气用事，至少它反映了与皇帝或权臣之间情绪上的对立，对擅权专横行径的积怨，对现实政治黑暗、吏治萎靡和世风日下的强烈不满，所以一旦爆发才会这么毫不妥协而义无返顾。可是，他们难道找不到一个更像样的挨打的理由吗？ 后来，神宗皇帝万历因为立嫡的事，跟大臣们闹意见，索性罢了工，几十年不上朝，也不看群臣上奏的折子。大臣们居然因祸得富，没有人再挨板子了。 国学参考
说来可能叫人不信，最后终结廷杖制度的，居然是大宦官魏忠贤。《明史•刑法志》载：天启时，太监王体乾奉赦大审，重笞戚畹李承恩，以悦魏忠贤。于是万燝、吴裕中毙于杖下，台省力争不得。阁臣叶向高言：“数十年不行之敝政，三见于旬日，万万不可再行。”忠贤乃罢廷仗，而以所欲杀者悉下镇抚司，士大夫益无噍类矣。魏忠贤当时权倾朝野，揍个把人当然不在话下，也不会因叶向高的一句话立地成佛，事实上，这个注重实效的阉人对士大夫的脸面屁股均不感兴趣。在他看来，在朝廷上用板子杀人，不但效率太低，而且响动太大，很不划算。当时的刑讯机关：厂、卫、镇抚司，都攥在他手里，谁不听话都弄到那里收拾，而且爱怎么收拾怎么收拾，也没有人说三道四。还想挨板子？做梦去，折辱臣下，心里一定爽得很，但是对后果，他们可能想得少了些，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就在屁板子声响个不停的嘉靖年间，詹事霍韬给皇帝上了一通奏章，写道：“昔汉光武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其后忠义之徒争死效节。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罪，废之诛之可也；乃使官校众执之，脱冠裳，就桎梏，朝列清班，暮幽犴狱，刚心壮气，销折殆尽。及覆案非罪，即冠带之朝班。武夫捍卒指目之曰：‘某，吾辱之；某，吾系执之。’小人无所忌惮，君子遂致易行。此豪杰所以兴山林之思，而变故罕仗节之士也。” zgwww.cn
霍韬的奏章痛心疾首，说穿了明朝刑法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惜予人以辱，使廉耻扫地以尽。不过“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明朝皇帝的利益着想，基本上还是鲁迅所说的“老爷，您衣服脏了，该换一换”之类的“奴才语言”：这样折辱臣下，最后倒霉的还是皇帝自己。你把大家的廉耻都打没了，还讲什么气节呢？人无气节，谁还为你效忠呢？可是嘉靖皇帝正打得过瘾，又怎听得进臣子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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