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王朝的草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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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王朝的草原风

来源：作者：国学发布时间：2006-11-20

魏晋王朝时期知识分子中有一种不同于传统、不同于流俗、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被人称为魏晋风度，这成了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专有名词。这个风度有几个重要特征，是对中国儒家名教的叛逆，是对中国伦理道德的叛逆，是对中国传统风俗习惯的叛逆。这个叛逆不由统治阶级倡导，何以能在社会上蔓延开来呢？历史学家对这个风度的成因虽然作过一些探索，但结论都很缺乏说服力，各种历史书上都介绍了当时一群著名知识分子，也就是名士们超常规的言行，但也仅是叙述魏晋风度的具体表现，出未说他们就是魏晋风度的始作俑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脆弱的，他们对权力有很强的依附性，失去这种依附，他们什么也做不成，当然他们在社会上掀不起太大的风浪来。魏晋风度因为有以上三种叛逆性格，所以一向受到指责。现代的鲁迅和宗白华曾经肯定过魏晋风度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但也没有接触到它的起因。南开大学的宁稼雨先生写过一本名为《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的专著，但他采用的是描述法，而不是分析的方法，书上讲的都是事实，只有是什么，却没有为什么。
魏晋风度不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可能诞生这种风度的，这是强劲的异质文化渗入的结果。这个异质文化就是草原文化。魏晋文化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混合后的产物。以魏晋风度上可以剥离出两种文化的因素，在许多方面，草原文化的因素还要大于农耕文化的因素。 zgwww_com
魏晋风度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六经》成了治国的经典，成了汉朝意识形态的核心，朝廷建立重要的制度，或者采取重要的措施，都以《六经》作为理论根据，皇帝下诏书引用《六经》，群臣奏议也都引用《六经》。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作了这样的介绍：“元（汉元帝）、成（汉成帝）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议，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依据。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六经》的经文和权力结合在一起，便成为神圣不可更动的了。知识分子对《六经》只能证实，却不能证伪，这就成了中国的传统学风。证实的办法就是对经文的解释，或叫做注疏。汉代儒学都以诠释儒学为己任，故称为经学。诠释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类。“今文经学”派的研究方法十分落后，它常离开经书的大义而去训诂章句。据《汉书·儒林传》中说：“一经之说，至百万余言。”一本经书本来没有多少字，诠释却能释出上百万字来。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经书上只五个字，他们能注出两三万字来，发展到后来，竟繁琐到荒诞的地步。这种证实的学风，已经严重束缚了人的创造思维。更有家法、师法的框架，学界已毫无生气可言，知识分子规行矩步、陈陈相因，皮锡瑞在《经学学史》中提到“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皆不用。”一个字都不敢有出入，思想禁锢达到了何等严重程度！《经学学史》中还举了几个例子，有个叫赵宾的，他研究《易经》，他能提出一些创造性见解，其他研究《易经》的人都无法驳倒他，就这样赵宾的新见解依然不被学界认可。孟喜的《易学》研究，原先是师事田五孙的，后来又采用赵宾的观点，有背师法，皇帝就不用他的诠释。严格遵守老师的学说，不能超越雷池一步，这把儒学的保守性发挥到了极致，士人的思想不仅被《六经》禁锢住，而且被师法、家法禁锢住，士人的创造性思维几乎没有一展风采的机会。事情就怕绝对化，一旦推向极致，势必会出现物极必反的现象。

国学参考

从一极返向另一极，这需要巨大的拉力才行，这个拉力一定要大于人的惰性方可奏效。但如何形成这种拉力呢？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异质文化的推动，于是就不能不正视另一个历史事实。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代，先后有大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其中有欧罗巴语系的，也有阿尔泰语系的。据《资治通鉴·晋武帝太康二年》上的记载：汉魏以来，羌、胡、鲜卑等投降的部落，大多居住在关塞之内的各个郡里，以后多因为不满和怨恨杀害了郡县的长官，逐渐成为百姓的祸害。西汉人郭钦上疏说“戎狄强暴蛮横，自古以来就是祸害。魏初期，百姓少，西北各郡都被戎人居住，内地一直到京兆，魏郡、弘农，也往往有戎人居住，现在虽然服从我们，但如果百年之后，发生了战乱的危机，胡人的骑兵从平阳、上党地区出发，三天就能到达孟津，那么北地、西河、冯翊、安定、上郡这些地区，就都成为狄人的庭院了。”《资治通鉴·晋武帝太康五年》记载：“塞外匈奴人太阿厚率领他的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降晋，晋武帝让他们在塞内西河居住。”《资治通鉴·晋武帝泰始六年》中说：“当初魏人把南匈奴五部安置在并州诸郡中居住与中原地区汉族杂居。”江统作《徒戎论》中说：“且关中之人，百万余口，戎狄居半。”谈到并州之胡（匈奴）又说：“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晋武帝问阮仲，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骚扰时，阮仲说：“自魏治以来，夷虏内附，鲜有舛悍侵渔之患，……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晋书·阮仲列传》）。举这些史实，只想说明一点，即从东汉末年以来，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现象日益增多，但是历史学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他们只谈到“杂居”的事实，却没有研究和记录“杂居”以后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结果许多历史现象就说不清楚，成了悬案。譬如魏晋风度就是一例。其实魏晋风度是一种文化现象，何以在魏晋时期有这种风度？这首先要从文化上找根源，《二十四史》的作者都是生活在中国这个自然封闭体内，总是用自我膨胀的眼光看一切，总觉得天朝的文化最优秀，方外的文化都是卑野的，在他们的眼中，少数民族和野蛮落后联系在一起，似乎少数民族和文化就不沾边。上面提到的这个阮仲，口口声声把少数民族称作丑虏，这是对少数民族的无知。事实上，唐朝以后，西域文化是先进的，它向中原传播了许多东西，虽然中原文化对西域也产生过影响，但是规模并不很大，而从西域传输到中原的文化，其意义是深远的。这并不是说西域的草原民族创造了什么光辉的文化，由于他们生活在动势中，除了在军事上能创立光辉业绩，而在文事上他们很少有什么建树，但因西域连接着中亚，靠近中东，靠近印度，靠近波斯，这些地方却创造了先进文化。西域的游牧民族可以把他们的文化传到中国来，佛教就是以西域作中介传进中国的，时间就在汉朝末年，这在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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