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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王朝的草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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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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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期》中说：
“这些坞堡组织，是军事性的防御战斗组织，又是经济性的生产组织。每一个坞都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在城市破坏，交通停滞，金属货币萎缩，战乱频仍的条件下，每个坞都需要生产自己所需的物品，特别是粮食衣物。”
这和欧洲的城堡极其相似。
董卓的郿坞是一个典型的坞堡，据《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记载：“卓筑郿坞，高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卓云：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其他的坞堡都大同小异，坞堡的组成人员比较复杂，除了当地依附坞主保护的自耕农之外，多的是从四面八方汇聚来的流民，还有战争中掳掠来的俘虏和“生口”，他们都成了坞堡的奴隶。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坞堡的人员有多种民族成分，所以每个坞堡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体。《晋书·王恂传》中说：“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坞堡之内，多的是这种田客，前赵国主石勒（羯族）就是一个田客。一个坞堡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在一个坞堡之内，各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命运都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各民族对文化的相互认同更有了紧迫感，民族间的文化吸收更能加快速度。
魏晋时代，使用奴隶之风大盛，奴隶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争中的俘虏。因为中国是农耕社会，古代的战争少，所以中国就没有形成奴隶社会。魏晋之际，社会上使用奴隶非常普遍，仲长统说：“豪人之室，奴婢千群，僮客万人，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东海朐人縻笠：“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僮客须通过皇帝诏书才能恢复为良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僮客和奴隶相差不多，成千上万地使用奴隶，这个规模和声势不谓不大，这和古罗马奴隶社会相比，也并不逊色。魏晋时代的官员、名士家中都养有大批奴隶，正是奴隶们的劳动，才给当时的官员、名士创造出闲暇，使他们能长夜举行游宴，无休止地进行清谈。这里并不专门研究魏晋时代的奴隶问题，这里还是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来提的。魏晋时代的奴隶也是多民族的混合体，奴隶进入主人家，不光是接受奴隶主的文化，他也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带进了主人家里，而且奴隶与奴隶之间，因为民族成分不同，也有文化的相互感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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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草原文化的渗入
胡汉杂居，胡汉通婚，坞堡多民族共同体，多民族的奴隶队伍，这就形成了农耕和草原文化的彼此渗透，而且这也形成了草原文化向农耕文化渗入的四个主要渠道。作为文化的负荷者，人们往往都不习惯对方的文化，也就是说都不习惯异质文化，都想用自身负荷的文化去影响和改造对方的文化，于是文化与文化之间就有了相互较量、相互选择的过程，这种较量，这种选择都是潜移默化的，是由一点一滴积累的。相互较量到底有何结果，当然首先要看文化内涵的先进性。两种文化相比较，常常是具有先进性的一方能为另一方接受，因为每种文化只具有相对优势，不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就不会把彼此两方截然分成传授方和接受方，双方都有传授，又都有接受。谁的先进性大，另一方就接受的多，反之，就只有接受对方的传授了。这种传授和接受起初只是点滴地进行，而且大都先在物质生活领域进行，然后扩大到其他层面。这种相互较量和选择，许多时候还和人口的数量比例有关，如果一方的人口占绝对优势，虽然它的文化并不具有什么先进性，它也会把对方同化掉。中国从东北、北方、西北，再到西南，都处在游牧民族的弧形包围圈中，所以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相互较量、相互选择就没有停止过，这两大类型的文化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不是纯种文化了。而且文化从来没有“纯”字可言，何况纯就是自我封闭，自我封闭的文化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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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异质文化的吸收上，中国和印度非常相似，印度和中国在海运没有开通之前，都是一个自然封闭体，不像欧洲的一些国家是向四面八方开放的。两国的西部都与草原民族相连接，因此都从西部接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但因两国的农业生产都很发达，农耕文化的物质基础都很深厚，所以草原民族军事进攻的结果，军事上虽然胜利了，但在文化上却被同化了，两国都被草原民族统治过，但两国农耕文化的主体地位始终没有变更过。当然，在农耕文化同化草原文化的过程中，也吸收了草原文化的许多精华。
当两个民族都很陌生时，彼此间的文化吸收进度是非常缓慢的。只有当民族间产生了亲和力的时候，这种吸收的进度才会加快。魏晋之际，通过上面所说的几种接触渠道，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的关系非常密切，通婚自然是最密切的一种关系，而在一个坞堡共同体生活，或是作为奴隶成为奴隶主家庭的成员，这样就使民族间的疏离关系变为亲密关系。由于关系的亲近，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文化的相互吸收，才由零星的变为系统的，由浅层次的变为深层次的，由个别的变为整体的，由生活领域的变为精神领域的。由于汉族农耕文化吸收进了以下几个重要的观念，这才出现了魏晋风度：
Ａ、感受到了个体自我的存在。在农业社会，农民总感到自我是卑微的，因为种植农业的过程虽少不了人的具体操作和管理，但因植物的丰收与歉收都和阴晴、冷暖、旱涝联系着，许多时候自然的作用是决定性的。那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常说是“靠天吃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自然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就人和自然两方面说的，至于人和社会而言，一切都由手握权力的官员做主，农民只是官员手下的一粒算盘珠子，任其拨弄。对自然是天，对社会是官，对比之下，天大官大，农民是卑微的、可怜的，农民只有依靠集体才能找到生存的意义，农民永远也感受不到我的存在，正是这种思想状态才给封建专制筑成了切实的群众性的思想基础。而草原民族则反是，草原民族的主要生活是放牧、狩猎、战争，当牧民驱赶一群羊，特别是一群大畜如牛、马、骆驼时，不管它们有多大野性，最终都得驯服在他的鞭子下。在这种时候，牧民就会意识到有个了不起的自我存在。至于在狩猎和战争的时候，个人的素质就尤其显得重要，所以个人英雄主义成为草原民族主导的心理倾向，草原民族都按个人的意志活着，他不接受他人的指挥棍，他的最大快乐是最充分地表现自己。当然，草原民族的这种心理倾向，并不是以文字符号用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在生活中以感性形态呈现出来的。没有近距离长时间的接触是不易感悟到的。魏晋之际，因各民族相处得较为密切，汉民族，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从草原民族身上感受到了这个心理特征，马上对他们就产生了影响，也就是忽然发现了从传统农耕文化中发现不了的个体自我。人们有了我的意识，这是思想认识领域发现的新大陆。因为有了我，就要按我的意志行事，自己听令于自己。知识分子第一次领会到了做人的意义，那种兴奋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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