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纂《四库全书》纪晓岚智对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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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纂《四库全书》纪晓岚智对乾隆

来源：作者：国学发布时间：2006-11-07

纪晓岚对于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修纂《四库全书》。说起来，修纂《四库全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们前面曾经讲过，1771年乾隆皇帝将纪晓岚调回京师，让他暂且于翰林院充任编修，做编纂四库全书之准备。待时机成熟，再恢复侍读学士之职，遂授命他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

为了编纂好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宏篇巨著，纪晓岚做了下面十大工作：

第一、协调调度人员。

当这项浩瀚的文事工程摆到他面前时，纪晓岚已四十七岁。在总纂官之上，有二十几个“正副总裁”；在总纂官之下，有360余人任编纂，总共4300多人参与其事，设“总阅”、“总纂”、“总校”、“提调”、“缮书”各处，分别在翰林院及武英殿展开工作。其编辑规模之大，恐怕在全世界亦属空前。因此，分配协调人员，把每一个人安放在合适的工作岗位，就成为纪晓岚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工作了。

第二、收集史籍材料。

在纪晓岚的建议之下，乾隆皇帝下令建四库全书馆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搜集图书活动。为此，乾隆皇帝特地发布上谕：“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谈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以采择《四库全书》本旨也……所有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钦此。”

国*学*参*考

这个时候的圆明园的里里外外，到处停放着满载书籍的大小车辆，收掌官挥毫登记造册，差役们手抬肩扛，将成捆成箱的书籍，搬运到临时存放的大图书库内。纪昀忙而不乱地指挥着众编修，将一捆捆书籍拆开，分门别类，分到经、史、子、集四库。

乾隆皇帝甚为欣慰，于是下令嘉奖献书大户。纪晓岚亦被列入进书最多者名单。

当然，也并非人人皆踊跃交书，如当时怡亲王府第藏书甚丰，有元刻本《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因为收藏者不愿将书拿出来，后来只好从《永乐大典》中辑之。

第三、寻找《永乐大典》。

提起《永乐大典》，自清入关以来，并未见过这部整套的巨书，康熙曾多方寻找，始终未获。这一次为编纂《四库全书》，下了大决心找它，纪晓岚作为总纂，当然更是希望早日能够得到了。

一日，一个姓朱的翰林跟纪晓岚开玩笑说：“看来《永乐大典》大概是李自成攻占京城的时候，被他垫了马蹄子了！”

著名书法家、被称为淡墨探花的王文治，则郑重其事地向纪昀建议：“事到如今，我看你不妨斋戒三日，祈求神来指点指点，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这建议不过是王文治在开纪晓岚的玩笑，要让这位日食数斤肉的纪昀斋戒三日，那简直是一种惩罚。但没有想到，纪晓岚果然一本正经地斋戒了三日。说也奇怪，就在纪晓岚斋戒后，不到两天，宫中的小太监，在内廷继续寻找的时候，爬到“敬一亭”的顶架上，终于发现了尘封三百余年的一大批《永乐大典》的抄本。国学参考

说起来，修书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首先，就得过乾隆皇帝这一关。乾隆皇帝经常对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发表高论，对于编纂人员进行批评指导！
第四、回击皇帝干扰。

表面上看，纪晓岚豁达、乐观，应付周围，能够左右逢源。但实际上他的处境仍然是非常艰难的。在四库全书馆编纂处，纪晓岚虽然名誉上是第一位的总纂官，但是在他之上还有二十几名正副总裁官，乾隆皇帝还亲自干预，不断地谕示，要“朕亲批阅厘正”。一部书辑录完稿，待逐层交皇帝御览时，编纂人等便是提心吊胆，以待御批示下。据记载，一部书写好进呈时，往往还要在开卷首页故意留下一两处比较明显的错误，以便御览时易于发现改正。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皇上比人高一等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钦定”。然而皇帝又哪里有那么多工夫用在书本上，于是来不及一一御览的错误之处，就在“钦定”的招牌下，“合法”地留下来了。乾隆对《四库全书》的评论也有该书“草率讹谬，比比皆是”的话。作为总纂官，对于此类情况，怎能不左右为难而头痛呢？

1776年七月二十六日、九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七日，就有过三次详细而具体的干预、谕示。可见乾隆对编纂《四库全书》督查甚严，书中谕示窜改之处也就很多。例如：凡是“胡”改为“全”，“虏”改为“敌”，“贼”改为“人”，“虏廷”改为“北廷”，“入寇”改为“入塞”，“南寇”改为“南侵”等等，不胜枚举。据云，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不用刻本，改为手抄，主要为了易于窜改史籍，这个说法未尝没有道理。在编纂过程中，负责校勘的官员，遭受处分的人次，为数甚多。在乾隆四十二年，就有“馆臣校书错误应议，昀特旨免”的上谕。尽管纪昀得免议，但作为总纂，他的思想心绪无疑是紧张而不轻松的。国*学*参*考

1777年十月二十九日，命以哈密瓜颁赐四库全书馆诸臣，全馆一百五十四臣，联句讴颂，视为无上荣光。纪昀为《恩赐四库全书馆哈密瓜联句恭纪一百五十四韵》作序说：“此日分尝，真作逢春之草，恩逾常格。”

总之，乾隆对待当时知识分子的方法，就是恩威兼施，把许多人撵到四库全书馆，做编纂，搞“学问”，发扬汉族传统文化，使之在书海中消磨终身。如稍有逾越者，便杀一儆百。

第五、调节同僚矛盾。
编纂《四库全书》的工作人员，由于他们的师承不同，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就有很大区别。因此，当时的四库全书馆内，学派分立。这样，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纪晓岚就要经常调节这些编纂《四库全书》的同僚们的矛盾。用今天的话说，还实在是有赖于纪晓岚的组织才能。

当时的四库全书馆内，尤其是经部馆内，存在着严重的“汉学”与“宋学”之争。经部馆内的“汉学”占据主导地位。“汉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开创的学派，其旨是尊重汉儒学说，研究古代典籍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长于考据、校勘、辑逸、辨伪、目录诸学；反对穿凿附会，反对宋明理学家的空谈心性；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整理古籍，如实地反映古代社会情况而获得新的见解。其治学态度，较为切实，方法较为缜密。其缺点是繁琐，有时也远离实际。纪晓岚的好朋友布衣戴震在四库全书馆主持经部，他是力尊“汉学”的。因此，作为这一学派的延伸，四库全书馆就成了乾嘉学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考据学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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