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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上）（2006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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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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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８９６－１９５０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恰逢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高涨，他和罗家伦等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并在《新青年》发表许多文章，名动一时。1919年5月4日，他是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同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历史、数学和实验心理学，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代理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代理北京学校长等，他主持安阳的考古发掘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意义。1949年1月起任台湾大学校长。抗战期间，他出任国民参政员，以炮轰炙手可热的权势豪门孔祥熙、宋子文，被誉为“傅大炮”。
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傅斯年和胡适的泪为何而洒？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屈万里回忆，他曾听说那时傅斯年身上经常带着安眠药，预备紧急关头可以“随时吞药自杀”[1]，我觉得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夜难成寐，并不是为自杀而准备安眠药。此时，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蒋心中迁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实际上这个决定11月就已作出。当月，由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了台湾杨梅镇。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写几个字，他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其中弥满了凄怆之感，更想不到是竟一语成谶。[图]屈万里曾建议将这七个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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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确是难以想象的。
一
台湾大学最初是日本殖民地时代建立的，所以台大将1945年光复之日算是校庆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时才迎来了第四次校庆。他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这不仅取决于他的干才，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纯粹为办大学而办大学，在相当程度了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比如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等。
4月20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台湾大学校刊》发表的《国立台湾大学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校长报告》中明确提出：“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议通过一年半时间，改进各种通习科目，“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的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有富于教本参考书的阅览室可用，有优良的助教改他们的卷子，国文和外国文的程度，一年之内顿然改观。”[2] 同时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个大学办成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教得深入浅出。所以在进行本校的教育建设上，也应该时时不忘学术的标准。”他说这些都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但以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他只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做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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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大学？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4]他深知，“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办的好，决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这包括全校教职员、学生、工友在内。”[5]
当然，“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6]所以他原则上赞许大学的讲座制度，认为要保障教授的独立性，教学的自由，如果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员一样，大学便不成其为大学。五四时代，他在北大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赶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时光，风云际会，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发表了大量鼓动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终于和师长陈独秀、胡适他们一同造成时势，开创了新时代，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观念，以及“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一套制度已经植根于他的生命深处。在他短暂的55年人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几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曾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在受命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前，他做过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对办大学并不是个生手。他有着让胡适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如今走进台大校园，还能找到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有学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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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7]
他是“五四”之子，三十年来他的作为表明他是当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卫者，三十年后，当他在乱哄哄的孤岛上受命主持小小的台湾大学时，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这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校长，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这些自由。所以他才会骄傲地对人说：“总之，台大仍是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与大陆情形不同，既未统制思想，亦无亲美宣传(对大陆之亲苏不同)，亦无‘大课’（大课是毛泽东主义）”。[8]
他认为“大学的任务，本来是三项：一是教育的，二是学术研究的，三是事业建设的，三者有不可分性。”[9]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学是学术机关，它的教育的作用，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不是掉转过来；它的学术的作用是从教育的立点出发。换句话说，大学是以学术为中心，而用这中心发挥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为中心，而从这中心发挥学术的力量。”[10]“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义，教育当然是人生第一义，但是大学的教育，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的，所以大学的教育，与中学的教育不同，并与职业教育不同，而且与专科学校的教育不同，而且应该与号称大学或独立学院的教育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不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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