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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造假事件述评(5)(2006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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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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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闻媒体的反思：考古学报道中的新闻性与科学性
在不久前举行的2001年度日本新闻协会奖评选活动中，《每日新闻》社的旧石器造假事件报道组，以其在揭露藤村造假活动中的“骄人战绩”，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此项大奖。《每日新闻》的记者在此次学术打假“战役”中，坚持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良心，通过周密的策划和翔实的报道，最终取得了“完胜”。应当说其功不可没。那么，日本新闻媒体以往的考古学报道是否都无可指摘呢？回答是否定的。比如，就是同一家《每日新闻》社，曾在数年前以最高的报道规格，用整版篇幅报道了藤村在宫城县高森遗址的发掘。这次报道和该报社以往对藤村新一的旧石器发掘活动的报道，如果从新闻报道的性质来说，都属于误报。藤村造假事件发生后，日本许多学者和关心考古学的公众都认为，日本新闻媒体也应从此次事件中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日本虽然国土狭小，但在当今世界上却堪称考古发掘大国。考古学在日本国民中拥有大量的关心和支持者。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1972年日本奈良县高松冢壁画古坟发现后，社会上的考古学热迅速升温。社会上对考古学信息的需求促使日本新闻媒体对考古学的信息特别关注，每逢有重要的考古发现，新闻媒体总要连篇累牍地报道，其数量之多，也是其他国家少有的。撰写有关报道的记者，有些已具有相当专业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知识。但是，像考古学这样的学术报道，与一般的社会新闻报道相比难度更大，令记者难以把握的问题也更多。因此在考古学的学术报道中也时常会出现偏差和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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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术界和一般读者对新闻媒体的考古学报道的不满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只重快速报道而忽视了事实描述的准确性。日本的考古学报道是十分高效和及时的。在考古现场常常能够看到新闻记者的身影。但另一方面，在所报道事实的科学性和全面性上却存在不足。而且，第一次报道所产生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越大，在后续报道中要修正这种影响就越难。例如，前些年在佐贺县吉野里地区发现大规模的弥生时代环壕聚落遗址时，许多人都联想到了1800年前在日本列岛上存在的邪马台国和有关邪马台国地理位置的学术讨论。严格地讲，这些联想只是学术上的某种推论，吉野里遗址的发掘最终未能证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在哪里。但是当时的新闻报道为了吸引读者，在标题和报道中使用了“邪马台国出现了”、“邪马台国就在这里”等结论性的措辞，致使有些读者误认为古代的邪马台国就在吉野里地区。又如，在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青森县三内丸山遗址(约5500～4000年前)的大型建筑遗址时，媒体报道中将该遗址形容为“绳纹城市”。但实际上，现在学术界没有人认为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时代，日本已经出现了城市。因此“绳纹城市”的提法等于是对读者的误导。另外，新闻媒体对考古发掘成果的报道经常使用“最古老”、“最完整”“最大级别”等词汇，这种对考古学遗址遗物的评价，很难判断它究竟有多少科学依据，同时也是对考古学研究目的的一种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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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不满是认为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只重视发现者的观点，在征求其他学者的意见时，大多选择其中有利于发现者观点的内容报道。例如，在有关邪马台国地理位置的学术讨论中，有读者批评说，新闻媒体更多的是采用“大和说”的观点，而无视“九州说”的观点。在旧石器发掘报道中也存在相同的情况，比如，在近年来有关上高森遗址的报道中，很少能看到怀疑者和反对者的见解。
学术报道要注意的问题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即如何处理好新闻的时效性与学术报道的科学性的关系；如何在报道中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取舍；如何处理好新闻语言的特殊要求与学术语言的准确性的关系。这些问题，不仅是日本，而且也是所有国家的新闻媒体在报道学术消息时都会遇到的普遍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看来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十、造假事件与社会文化心理
在过去20年中，藤村新一的奇特的旧石器发现史始终未能引起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日本国民的怀疑，这一事实本身也是令人深思的。应当说在过去20年中，日本社会对藤村的发掘和发现寄予了极大的期待，但是却缺少了科学的、批判的眼光。造假事件发生后，韩国报纸《朝鲜日报》驻东京分社社长朴正薰指出，日本媒体过去对藤村发掘“成果”的大肆报道以及民众对旧石器考古的关心，“无意中流露出了日本人希望拥有亚洲最古老历史的心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日本在经济上取得高速发展，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物质生活的富裕和国家地位的提高也使有些日本人心中滋长出一种盲目的民族自豪感，患上了一种夜郎自大症。藤村新一的在旧石器考古发掘中的越挖越古的“成就”正好迎合了这样一种巴望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文化大国、历史大国的社会文化心理。日本的右翼分子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更是极力鼓噪、推波助澜，推动社会文化的右倾化。不久前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便是社会文化右倾化的一个极端的体现。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中，一些右翼的所谓自由主义史学家打着为下一代年轻人重树信心的招牌，不惜在历史教科书中颠倒黑白，篡改历史事实，因而遭到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批判。但是作为日本最高文化指导机构的文部省却置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正义感情于不顾，极力为那部臭名昭著的《新历史教科书》辩护，并强行通过了该教科书的审定。藤村造假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把此次造假事件与“教科书问题”相联系，激烈抨击了文部省的教科书审定制度。他们指出，“（像上高森遗址那样的）连考古报告都没发表的遗址，为什么能被写进教科书呢！另一方面，文部省在随军慰安妇和对亚洲国家的侵略问题上，却拼命为教科书辩解，声称证据不足。为什么对此次（造假）事件的处理这么简单。这两件事的处理上的落差，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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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日本考古学的权威人士、考古学协会会长甘粕健向学界发出呼吁，要求考古学研究者将此次事件视为考古学界的结构性危机，要为日本考古学的再生团结奋斗。实际上，日本考古学的再生不仅需要考古学家的努力，而且也需要日本社会上关心考古学的人们调整心态，正视本国的历史，真正把考古学视为一门科学，用实事求是的眼光看待本国考古学研究的现状。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这门还十分年轻的学问被某些人用来作为诱导社会文化心理的工具。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防止此类考古造假事件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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