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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下）（2006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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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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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20日发表的《两件有关台湾大学的事》中，他继续说：“我不能一面办大学，一面‘招贤纳士’。‘招贤纳士’在国家有其必要，若是一个人去办，徒是培植自己的势力耳。这是我所绝对不取的。一个大学，兼办‘招贤纳士’，必致弄得不成样子，所以这半年以来，我对于请教授，大有来者拒之，不来者寤寐求之之势，这是我为忠于职守应尽的责任，凡资格相合，而为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则教育部长之介绍信与自我之介绍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无效。”[28]
叶青又在《民族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使得傅斯年于20日再次发表声明反驳：“我与共产党之不能相容，因为我根本看不起共产党那一套作风（即方法）。反对共产党可以反对其目的，也可以反对其方法，苏共在列宁时代与斯太林时代，方法愈演愈凶，目的又截然大变。大体上我并不反对列宁之目的而反对其方法，因为他的目的还有不少人道主义，而其方法则是马嘉维利主义。至于斯太林，则目的全是帝国主义，而其方法则是越变越利害的马嘉维利主义。自由主义的方法，绝不能毫无凭据，指人为共产党亦绝不能不重视在法律内的学术自由。”[29]
如他后来给远在法国的李书华信中所说：“弟到此办此一大学，真正上当，大概说来：（1）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2）弟在北大任内，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办事也有甚愉快处，此地是‘接受别人杂牌队伍’。（3）基于政治情形，此地请人大不易也。简直请谁谁不来。”比如他请竺可桢、陈寅恪等都没有成功。[30]这封信写于1950年10月18日，其中一段被全集删节了，他重申“总之，台大仍是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与大陆情形不同，既未统制思想，亦无亲美宣传(对大陆之亲苏不同)，亦无‘大课’（大课是毛泽东主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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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小到新生入学、盖学生宿舍、学校医院、接济大陆来台学生的“救济金”、解决困难学生“申请工读”等问题，作为校长，傅斯年也无时不牵挂在心。在他手里，台湾大学成为第一流的大学，不是偶然的。在他逝世前不久，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32]在孤岛当时的朝不保夕的大环境下，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难怪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先生长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 [33]与那些巴结专制统治者唯恐不及的学术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三
傅斯年为什么会离开大陆，与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不无关系，以往我们曾听说，因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有过一次长谈，临行前，毛还赠以手书“刘项原来不读书”，所以1949年选择离开之际曾有过彷徨与犹豫，但从我现在见到的资料来看，似乎没有这样的迹象。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评论中才会点名唾骂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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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34]
他与共产党早在北伐时期就有过直接的接触，代表参政会访问延安，回来之后，他什么也没有说。当很多青年人成为激烈的左派，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过：“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他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35]
1月21日，蒋退李继，李马上展开了旨在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和平攻势，希望傅也能出来帮忙，但他对和平根本不抱希望，所以给李写了一封信，由于全集没有收入这封信，我把它抄在下面：
前奉复电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为念，倡导和平，凡在国人，同深感荷，然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
1、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
2、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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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多年掌兵符者， 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 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
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导和平，忍辱负重，至矣尽矣，受其侮辱亦无以复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见谅于国人矣。乃共产党既如此，则和平运动恐须适可而止矣。盖如文伯、力子、介侯诸先生之办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结果：
1、 江南各省分崩离析，给共产党以扩张势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减少痛苦。
2、 合法政权既已大明，则权衡轻重，恐须即为下一步之准备，力子、文伯之谈和平，毫无办法， 只是投降而已；偏偏共产党只受零星之降， 不受具体之降，不知张、邵、甘诸公作何解也？
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至少不是公开之纷争），如走张邵路线，只有全部解体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司徒大使实一糊涂人，傅泾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国，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也。[36]
他的这一立场是很明确的，一贯的，也是公开的，所以毛泽东才会在《放下幻想，准备斗争》的名文中，点了傅斯年的名。他认为之所以“半壁万里，举棋中儿戏失之”，那是因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备战而云备战”。在他潸然泪下之后，等待他的是“不堪回首”。他所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台湾大学的建设，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国学参考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胡适、傅斯年等自由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 11月20日问世的创刊号刊出了傅斯年的《自由与平等》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把“自由”抹杀，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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