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冯友兰说到罗荣渠——漫谈署名问题与“失落自我”(下)(200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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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冯友兰说到罗荣渠——漫谈署名问题与“失落自我”(下)(20060826)

来源：网络文摘作者：国学发布时间：1969-12-31

但他从半“失落自我”中复苏过来开始“实现自我”的好景不长。“文革”一爆发，他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后来，他抱着老实接受教育改造的态度参加学习，不卷入任何派性斗争，力图看清大方向。但北大派性斗争激烈，他感到左右为难。1967年，北大两派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以聂元梓为首的校革委会倒行逆施，拉一派，打一派，残酷迫害不同观点的群众。他的是非善恶分明的良知动摇了他原本坚持的中立态度，使他从半“失落自我”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由拥护校革委会转而支持被迫害的群众。因他的笔下功夫出众，被与他持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推举草拟批判校革委会的大字报。他起初写的几篇措辞比较温和，其后又写了《聂元梓面面观》、《揭穿聂元梓神话》等大字报，公开点名，尖锐地命中了肆虐者的要害。他遂成为对方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遭到对方穷追不舍的揪斗，被打入“牛棚”。工宣队进校后，仍继续对他施压，强使他承认“翻案复辟”等多种罪名，使其又面临“失落自我”的威胁。直到1969年工宣队换成了军宣队，他的处境才略有好转，被分派参加一些开门办学活动，还被历史系抽去执笔写一些上面分派下来的文章。他受到威胁的“自我”这时又处于复苏状态。前面提到的他写这类文章因不肯迎合上意而被迫修改或被全面否定的事例，正是此时他不甘“失落自我”的证明。目睹当时北大的教学质量急剧下降的情况，他忧心如焚，对所谓“教育革命”、“学习朝农”、“半工半读”、“开门办学”等不以为然，虽不敢公开反对，但有时按捺不住，仍不免有所流露。1973年，随着“批孔”运动的到来，北大大肆“反右倾回潮”，校革委会在历史系的代理人伺机再次对他下手，把他作为重点进行批斗，放肆诬以各种捏造的罪名，无限上纲，其势头异常凶猛狠毒，为历来挨整时所未有。他悲愤交集，思想极为抵触，宁死也不低头认罪。北大原副校长、历史系教授郝斌回忆说：“一九七三年来，‘两校’（即‘梁效’）大批判组成立，以老罗的笔力而论，他未必不是上乘人选，但‘两校’根本没让他沾边儿。这就绝非偶然了。可是另有厄运等待着老罗。……‘反右倾回潮’，在北大也是一场几乎等同一九六六年的政治风暴……那个时候老罗几乎被逼走上不归路。‘文革’初期他挺过一关，已属不易，元气还没有恢复，又是一拳重击，再挺过来，那就不是常人的一般毅力所能承受得了的。”〔25〕事过之后，罗荣渠给笔者写信说：“当头一棒虽然一下子被打懵了，但自己也清醒了许多。”“人贵有自知之明，要做到这一点确实甚属不易。”〔26〕国学参考

“批孔”运动转为大抓“儒法斗争”后，北大文科各系都奉令大搞法家著作的注释和法家人物资料的编写工作。罗荣渠作为世界史教师，本来分派给他的任务是翻译《世界史编年手册》，这时他公开表示，对在翻译工作中如何配合“儒法斗争”的宣传感到莫名其妙，上面拿他无可奈何。对“批投降派宋江”，他清醒地看出这绝不是单纯地“评《水浒》”，对此，一直保持沉默，冷静地等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1975年填写的一首《沁园春》里，他写道：年华似水流消，把荣辱得失尽洗淘。去名缰利锁，勤磨铁砚；安贫乐道，笔走风骚。过则为灾，物盈必蚀，任凭它风打雨飘。登高处，看天翻地覆，唱《念奴娇》。〔27〕

罗荣渠的“实现自我”

罗荣渠在1949年之前没有一个已经“实现自我”的时代，参加工作后就一直在半“失落自我”的状态中挣扎。他虽力图“实现自我”而被迫中断。这个时代结束后，他也不同于冯友兰，没有一个“回归自我”的时代。他所有的只是一个重新“实现自我”的时代。这个时代开始于1976年“四人帮”垮台之时。

当时，北大仍沿袭过去的做法，授命罗荣渠以“北大理论组”的名义执笔撰写题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梁效》的批判文章，经集体讨论修改，由《红旗》杂志于当年第十二期发表。此文在讨论定稿中，有的内容被迫修改，损害了原稿本意，但基本要点总算保留下来。1977年11月，历史系又派他参加学校的理论班子写文章，进一步批判“梁效”，从总体上对其罪行进行清算。但当时“两个凡是”统治一切，政治形势仍扑朔迷离，他花大量时间写好的稿子送给《红旗》编辑部，原定下一年第一期刊登，接着又突然决定不用，而且拒绝说明原因。后来，上面授意他修改原稿，他不得不又花半个多月功夫重写，删去了有碍发表的内容，改得面目全非，内容乏味，成了一篇勉强凑合的官样文章，才得以在1978年《红旗》第二期发表。

国/学/参/考

“两个凡是”的统治结束后，罗荣渠“实现自我”独立自主进行的学术研究才得以上马。他写出了《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和《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等论文。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集中全力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写出了《现代化新论》和《续论》等专著，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史学比较研究中作出了前人未有的建树。若不是因过度劳累于1996年4月4日突发心肌梗塞而过早辞世，他在学术上的潜力还会有更大的发挥。

以罗荣渠与冯友兰比较，“文革”结束前罗荣渠在北大治学的半“失落自我”是心有不甘、挣扎不已的。他曾借用王船山自撰墓志铭中的“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这两句来形容自己前半生的被迫无奈之态。1993年，在一首与老同学唱合的《七律》诗里，他道出了“拨乱反正”后的心声：归燕何嫌枫林晚，秋虫仍悸雪后霜〔28〕

这两句诗透露出他“实现自我”以后虽不以为时已晚为恨，但对极“左”运动仍心有余悸。其后，他在致笔者的信中又借用了下列诗句表白自己的态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这说明，他为坚持“实现自我”，已决心把祸福置之度外了。 ZGWWW

反观同一时期的冯友兰可知，冯在“批孔”时是甘心无怨、完全服帖的。早在1965年中科院学部委员会议闭幕时，冯友兰因受领袖接见得与合影，即喜极而赋：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科余光。1972年在接受“梁效”顾问头衔前，又口占道：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阴〔29〕这与冯友兰早年在西南联大著文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桎梏的行为，可谓判若云泥。他在完全“失落自我”后又突然彻悟，猛然掉头“回归自我”。这也许是由于冯友兰“失落自我”前在学术思想上早已成熟，因而“回归自我”无需渐进的过程。而罗荣渠却是刚刚准备“实现自我”时就遭到外力压制，一直在半“失落自我”中挣扎，所以他的“实现自我”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关于冯友兰在“文革”中的“失落自我”问题，评说者众议纷纭，对他难表谅解者仍有人在。他的女儿宗璞说：“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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