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儒雅学者真醇人生(上)(2006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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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儒雅学者真醇人生(上)(20060821)

来源：网络文摘作者：国学发布时间：1969-12-31

由于教学和研究成绩斐然，1979年先生在做了22年助教后成为讲师，第二年即1980年升为副教授，1984年国家教委组织全国部分老教授审核后特批为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先生微笑着说：“我大概是做助教时间最长的人，”应该再加一句，大概也是做讲师时间最短的人。由于在教学工作中的突出贡献，1989年先生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个人）；1991年获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1993年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公众推选的十佳教师)；1995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他担任了多项社会职务时还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亲自指导的研究生有些已成为国内外相当著名的教授，或担任着一些部门的领导工作。他常说：“我的本职工作是教书。”先生对教学相长的古训深有体会，他说，好的学生固然和老师的培养分不开，能成为好的老师也跟学生分不开。先生深深眷恋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老师！”

苦心孤诣的学术之道

先生走上学术道路和他从小所受的文化熏陶有很大关系。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培养了他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启迪了他对文学的慧心和妙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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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先生考进北京大学，从此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1957年毕业，被林庚先生留做助教。在1960年至1964年的几年间，他和陈贻焮先生一起跟随他们的导师林庚先生主编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还参加了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的选注工作。做这些工作需要阅读大量的作品和史料，为他今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纵通”与“横通”》，文章不长，却是先生第一次公开地表白自己的学术追求，预示着他学术道路上一个新的开始。文章指出：所谓“纵通”是“就文学论文学，着重研究文学史上各种现象、体裁、流派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研究一个个时代和作家的成就，及其承上的作用和启下的影响；力求将上下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所谓“横通”就是力求将文学和史学、哲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努力从他们的关联上，从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的关系上，寻求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他认为将“纵通”与“横通”结合起来，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观察和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甚至开拓出一些新的学科领域”。

1987年他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出版，此后在日本又出版了此书上编的日文译本，在韩国出版了全书的韩文译本。此书于1991年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学界对于这一专著的认可令先生感到欣慰，然而谈及这本书的时候，先生屡屡提及的却是林庚先生所作的序言，其中显示了两代学者心灵的脉脉相通，特别是他对导师的感恩之情。林庚先生在序言中说：“人之会心，或囊括宇宙，或隐于针锋，灵犀脉脉，若相问答。行霈为学多方，长于分析，每触类而旁通，遂游刃于群艺，尝倡边缘之学；举凡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维所至，莫不成其论诗之注脚。本书上编盖由浅入深，沿波以探源；下编则青山历历，峰峦自见。仿佛两条坐标轴构成一幅坐标图，交辉映照，互为表里。话固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譬喻又总是跛足的，不知其可耶非耶。多年来行霈时叩我柴扉，每纵谈终日，乐而忘返；盖习以为常，亦性之所近也。” ZGWWW

1987年他应邀到日本爱知大学讲学，此后不久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就是这次讲学的讲稿。1994年，先生与弟子孟二冬教授、丁放教授合著的《中国诗学通论》出版，随即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随着学问的精进和学术成就的积累，先生对做学问的见解愈加高屋建瓴。他认为做学问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明白；另一种是对简单的事情，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先生认为，学问也和诗歌一样具有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弘，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而形成这种气象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敬业的态度，对学问十分虔诚，一丝不苟；第二是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长，不攻人短，不存门户之见；第三是清高的品德，潜心学问，坚持真理，堂堂正正。先生说，具有大家气象的学者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他们的学问都具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垂范后学；他们都是学问和道德并重，用正直、诚实、刚强成其宽容、独立之气象。

1995年，教育部请袁先生主编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他约请了19所高校的29位学者，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气氛，大家团结一致，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完成了全部书稿，共四卷。他不但将这部书定位为教材，也定位为学术著作，因为好的教材都应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并有独到的见解。他为这部书花费了大量心血，从组织班子、草拟编写要点、确定全书体例、拟定编写工作条例、统改编写大纲，直到全书初稿完成后对全书进行统改润饰定稿，以及看校样，他总是事必躬亲。他还亲自撰写了总叙论、第三卷叙论，以及第三卷的两章。他利用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的机会统改书稿，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夜以继日辛苦了将近四个月。他手提着一箱子书稿，从中国到美国，又从美国返回中国。他说自己从不做挂名主编，这部书就是证明。关于这套教材的编写方针，先生提出“守正出新”四个字，先生还确立了撰写文学史的三条原则：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这与先生关于诗歌艺术研究经验的总结（博采、精鉴、深味、妙悟）同样有其个人特点，即强调会通化成。傅璇琮先生认为该书“打破传统概念，开拓研究视野，展示了学术发展的新方向”；杨义先生认为全书的总绪论和各编的绪论，“从文化学的大视野考察了文学与政治社会、宗教信仰、学术思潮、传媒和受众等诸因素的联系，荦荦大端，层次分明，有些地方写得非常大器”。该书在1999年8月出版，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1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已经印刷了多次，被许多高校采用。这是对他们这个集体的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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