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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儒雅学者 真醇人生(下)(2006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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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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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就人生追求还是学术兴趣而言，先生生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部分是他对陶渊明的挚爱。他对陶渊明的研究从80年代初就开始了，前后持续了20多年。2003年他出版了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项目、厚达900页的《陶渊明集笺注》。书中内容包括校勘、题解、编年、笺注、考辨、析义，并附有和陶诗十种、陶渊明年谱简编等。为了整理此书，先生广泛调查研究了国内外《陶渊明集》的各种善本，选择汲古阁藏宋刊十卷本为底本。这是各种善本中最好的，也是现有各种注本从未用过的孤本。所用五种校本都是宋元刻本，并参校各种总集、类书、史书。其中所校陶集异文多达七百多处，校记中一一注明，并对多处重要异文作了考辨。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底本以及其他各种宋元刻本的面貌。先生此书兼采各家之说，其中多有散见于各种书籍、报刊而从未被人注意者，也包括海外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对各家之说必详加考辨，择善而从，且断以己意。先生此书既带有汇校和集注的性质，又有很强的独创性，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可谓一种新的尝试。先生认为，陶渊明的作品看似平易，实则含义深邃。对于此书的笺注，先生在字词、典故、史实的解释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而又不满足于此，对许多含义深刻而被人忽略的地方，必旁征博引，加以阐释。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多有自己的说明，对一些史实也不放过。先生曾在东京大学、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系统地讲授过“陶渊明研究”课程，并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就陶渊明作过专题演讲。所发表的多篇论文，在1997年汇集为《陶渊明研究》一书出版。这些研究成果都吸收到《陶渊明集笺注》一书中，使此书不同于普及性的注本，而具有学术性。书中所附和陶诗，对于深入研究陶渊明接受史有重要意义。有的和陶诗十分罕见，是根据手迹和孤本整理的。《陶渊明集笺注》在2004年获得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先生《论和陶诗的文化意蕴》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对北宋以后大量的和陶诗作了深入的阐释，并指出陶渊明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符号。可以说和陶诗是先生所开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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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从小就喜欢喜欢陶渊明，在追求自然和朴实的生活中，他一方面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单纯和宁静，另外又向往和追求哲人的那种自省、自觉。他用两句诗总结自己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表里俱澄澈（张孝祥词句），心迹喜双清（杜甫诗句）。”先生说，对陶渊明的研究过程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愉快的过程。他曾经为陶渊明纪念馆撰写了一副楹联：“质而绮，真且醇，自可传之千古；樽中酒，篱下菊，岂甘了此一生。”显示出他们心灵的相通，也表达了对于前贤的理解和尊敬。夜深人静，喧嚣散尽，先生每每披衣静坐于他的书房中，与陶渊明衷心交契。很多人把先生看作是一个具有陶渊明风范的人，先生自然反对，但在他身上确实可以感受到陶渊明的清高。
承传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感
先生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一是承传中华文化，二是沟通中外文化。在承传中华文化方面，既注意高深的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又注意向大众普及。
1992年初，北大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任命他为主任。中心章程规定：为了充分发挥北大文史哲考古等学科雄厚的学术实力，发掘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术事业的发展，经学校领导批准，成立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在袁先生的主持下，中心编辑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先生在发刊词中说：“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不是一潭止水，它宛若滚滚不尽的江河，不断纳入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缓，或涨或落，变动不居。国学也是这样，汉有汉学，宋有宋学，今后则必有以今之时代命名的学派。历史悠久的国学只有不断以新的形态代替旧的形态，才能永葆青春。”“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国学，必将抖落身上的尘埃，吸取各国优秀文化的营养，以其扶疏的枝叶向全世界展现旺盛的生命力。”先生站在中国学术承传的高度，站在振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站在古今和东西融通的高度，审视中国文化的前途，其新锐精到和宏放激切让人感奋。至今，《国学研究》已经编辑出版了17卷，成为国内外很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中心还组织并资助了30多项研究课题，已出版十多部高水平的研究著作，编辑为《国学研究丛刊》。中心还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摄制《中华文明之光》150集，每集三十分钟，一百多位北大老师参加讲解。根据《中华文明之光》改编的少儿读本《中华文明大视野》2003年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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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提出来特别讲一讲：一是《中华文明之光》播出后，各界人士好评如潮。九十多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亲自打电话赞扬这套节目格调高雅，深入浅出。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则在贺信中指出：“你们利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把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把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去陶冶人的情操，鼓舞人的斗志，这种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举国哀悼的那些日子里，《中华文明之光》曾是中央电视台每天连续多次播放的主要节目。二是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庆之际，中心主办了有17个国家的著名学者参加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和很有深度的交流。袁先生在会上作了开幕辞，题为《文化的馈赠》，响亮地提出一个处理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关系的主张。馈赠的关系是双向的，既把自己的好东西馈赠给别人，也乐意接受别人的馈赠。馈赠的态度不是彼此对抗而是彼此尊重，馈赠的结果是多种文化互相交融、共同繁荣。提倡“文化的馈赠”，意在通过互相交融，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化的高度昌盛。“馈赠”的主张得到广泛的注意，这次会议也被誉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
2001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改名为国学研究院，袁先生又出任院长。在袁先生和他的同事的共同努力下，2002年国学研究院招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博士班，目前已招收了五届学生，第一、二届已经毕业，取得博士学位。有的博士一毕业就被一所重点大学聘为副教授。国学研究院还组织北大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院系的36位教授和副教授，共同撰写多学科交融的学术著作《中华文明史》。袁先生把这项工作当成承传中华文明的一件大事来抓，他和其他主编亲自参加撰稿，大家齐心协力，经过六年多的认真钻研、反复讨论、多次修改，今年四月《中华文明史》终于出版。全书共分为四卷，约160万字，400幅插图。初版印了一万一千册，一个月后就加印了七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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