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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批判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2006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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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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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8月11日曾繁旭采访
在中国的学术圈里，邓正来绝对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从1985年离开外交学院以后，长达18年的时间里，他不属于任何学术机构，常年过着“学术流浪汉”的生活；在此期间，他曾经睡过北京的地铁站，住过无数个地下室；多年来，他坚持走一个人的学术道路，与任何主流保持距离；他也曾奉行“三不原则”：不接受任何国外的邀请出国参加学术活动，不参加国内学术界的任何活动，不接受任何国内的约稿；有人在回顾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变迁时指出，其间的三大运动，即90年代早期的市民社会大讨论，9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以及9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运动，都与邓正来的研究直接相关，然而，他自己却隐居于郊野，几乎不参与任何思潮的论争。
最近，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书，对中国法学过去26年的发展作了总体性的批判，批评了法学界长期流行的几大理论范式。这些范式有的来自于他目前所在大学的上级领导和好友，有的来自于他多年的学友，所以该书被认为是一种“自杀式写作”。而书刚一出版，他却又欣赏并鼓励全国各地不同科系的学者们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再批判。在他看来，学术批判正是学者介入时代中的最好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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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启蒙
邓正来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这就是一个读书人期望的路，也是他的命定之路，其间有着无比的欢愉，尽管这种欢愉是一种寂寞的欢愉。”他与读书命定的缘分，早早就来临了。
他是在上海读的小学，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文革”爆发了。1969年底，他便跟随父母去四川支援三线建设。童年岁月里，邓正来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的姐姐去了黑龙江，而他则通过走后门在14岁的时候进入内江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当了工人，学做车工。在那里一做就是八年。
平日里他做着童工，到了星期天，就从工厂来到内江人民公园。公园里有个被封起来的图书馆，平时不开门，也没有人来看书。他每次就从后窗爬进去偷书，一周之后看完了再悉数还回去。在当时看来，图书馆里的书是极丰富的，能看到许多西方的著作，很多在那个时代都属于“反革命”书籍。也是因为这样，书要藏起来，夜里等到家人休息以后才偷偷地看。
这是他的自我启蒙的岁月。正是在此时，一个让他困惑不已，并且将来要用终生来思考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真正触动我的是我当童工这件事情，我读小学的时候书上总是这么说：我们生活在红旗下，身泡在蜜水中，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才给资本家当童工。但我一想我怎么也当了童工了？我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谁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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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似乎天真的问题后来演变成为他准备用一生去研究的问题，用他今天的学术话语来表述就是，“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把我和像我一样的一代人都放到那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去？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秩序，或者说中国应该走上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包括整个人类到底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安排是更可欲的？”正是出于这样的疑问，他穿越于不同的学科，为自己能享受到“寂寞的欢愉”而欣喜。
在地铁和地下室过夜的学术个体户
1978年，邓正来告别了那个图书馆，来到四川外语学院上大学。那是一个大家从不读书到开始读书的时代。而邓正来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还是在理论上，于是就经常逃课跑到隔壁的西南政法大学去上课。当时这两个学校连在一起。
“当时西南政法大学把很多商务印书馆的旧书重新油印，给学生看，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些书。当然我也听一些课程，记得有一门课叫作《国家与法的理论》，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法理学，我非常喜欢，而这很可能和我内心的那个困惑契合了。”
大学毕业之后，邓进入外交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85年离开该校。在那个大学生都能获得分配的年代里，他却因种种原因而作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他不想成为任何一个学术单位的工作人员，而是要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
国*学*参*考
“其实什么规划都没有，就是想做读书人。对体制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忧，它可能会给你规定很多东西，让你遵守各种各样的纪律，而这些我都受不了。我是一个内心中特别渴望自由的人。你要是让我坐班，开会，我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尤其是对于做学问和思想来说，那种约束更是没有必要的。”
1987年，他自己成立了一家民间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则报道，称他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在那个年代当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到处都是家，只有身上背的书包是不变的。因为没有任何证件，无法去图书馆借书，所以都是朋友帮忙借书。夜里就到朋友办公室睡觉。有时候与朋友聊学问聊晚了，不好意思去敲朋友的门，就到地铁站去。北京的冬天非常冷，他就在地铁站里跑步，跑热了，就坐下来看书，冷了再跑。心里就盼着头一班地铁赶紧来，因为里面暖和。
“那时候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只要有书看就行。将近有10年动荡的岁月和贫困，我住过的地下室我自己都数不清啦，主要是在海淀中关村一带，北大的边上；有的还紧挨着臭水沟。在那个时候，我主要靠稿费生活，但我不接受约稿，都是我写完了给别人。有时候一年也写不出一篇文章来，每天就是读书和苦思冥想。那时候熬夜，每天早晨六点才睡觉。但是很美，至今都非常留恋。”
国学参考
跟“学术消费”决裂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热，美学热，文化热，东西方文化比较热等等，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特别多。一开始邓正来也参与一些活动，但很快他就抽出身来批判这些潮流了。
“学术传统是要靠我们一点一点去积累的，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重新谈论。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就对‘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讨论。结果我们却发现，这场讨论还没有‘五四’时期的学者讨论得好，因为很多书大家都没看，只是为了图热闹。这样，三五年又来讨论一次，还是空洞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学问不仅没有进步，甚至还不如原来。在我看来，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学术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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